每天几耙犁

    2007年11月27日到12月16日，踩着“话剧百年”的锣鼓点，《大将军寇流兰之悲剧》登陆首都剧场。
    一壁红砖从头到脚覆盖住舞台的背景墙，两个高高的木梯成“人”字形斜搭在墙上。天幕垂下绳索，三五个人奋力攀爬。真人大小、泡沫塑料雕成的天使站在舞台前端，摊开的书遮住他们的脸。马勒第八交响曲第一乐章在剧场盘旋回响。
    一派人造的安详深邃猛然被开场的铃声敲碎，剧务跑上台来扛起天使撤离舞台。身披麻布片、手擎棍棒的演员潮水一般涌上，人头在棍棒的丛林中攒动。“以前富人们老说穷人一张嘴就是大蒜的味道，这次让你们尝尝我们拳头的滋味。”饥饿、揭竿而起，地动山摇，四百年前莎翁笔下的罗马叛乱携风带雨扑面而来。
    摇滚乐队伴奏、年过半百的老演员举着话筒Rap、百余个民工身披麻布衣自己演自己……一如导演林兆华以往的戏，实验精神在“大将军”中随处可见。喧天的鼓声、火舌一样的电吉他声几乎掀掉首都剧场的苏式屋顶。
    喜欢的人说，这是中国话剧舞台上的大片，不喜欢的，在观众留言簿上大光其火：吵死了！你们这是搞什么？

 11月29日，演完《寇流兰大将军之悲剧》的学生公益场已是夜里10点半，濮存昕还在化妆间，某公司来谈“奥运合作”的商业人士已经守在剧场后门。同时等在那的有农业大学的两个学生，她们想请濮存昕去学校开讲座。一行人往外走，被二十五中一群叽叽喳喳的学生拦住去路，一个胆大的女孩子大声喊：“您能跟我们照张相吗？”“您嗓子好点了吗？”“这次我们觉得您跟《白鹿原》完全不同！”话剧百年，濮存昕要演八个戏，全年123场演出。最近一段时间，他在《李白》、《白鹿原》、《万家灯火》、《寇流兰大将军之悲剧》间频繁地穿梭，白天排练几百年前莎翁塑造的大将军，晚上演黄土高原上的土地主。一边拾掇陕西话，一边磕磕绊绊地背《大将军》的台词。演白嘉轩，濮存昕想起他在东北插队时候的老张头，矮，精瘦，解放之前是马帮土匪，抽烟、喝酒、玩女人。有一次濮存昕不小心把一匹发情期的种马放进了母马群。老张头一跃而起上了马背，揪住种马咬它耳朵，硬是让马儿低了头。演大将军，濮存昕想起了苏东坡、屈原、李白、鲁迅、刘志丹、彭德怀，想起任何一个有雄心、有抱负、有生命的渴求，并且付诸于努力的人。看了《寇流兰大将军》，有人说濮存昕在演自己，他和大将军同为公开的愤世嫉俗者。

2007年是圆明园建园300周年。三百年前它是万园之园，一百多年前它惨遭兵匪焚掠，三十年前它是故宫禾黍，如今它陷入尴尬茫然。数十年来，它不断地变得簇新、鲜亮，也不断地变得丑陋、破败。该如何对待圆明园？中国没有答案。

最近，北京大学教授李零把他讲《论语》的讲义结集出版，书名叫《丧家狗》。李零的专业是考古，考古讲究实证和复原，这样的思维被他运用于对《论语》的解读。

《丧家狗》开篇考证了孔子的长相、出身、成分、姓名、家庭、籍贯。说孔子大个子、有一颗圆圆的大脑袋，出身破落贵族家庭，是父母野合而生，三岁丧父，十七岁丧母，在穷街陋巷长大，15岁求学，30岁开馆授徒，50岁通过《周易》，算出自己将当官，仕途不顺，55岁出国游学，除短暂服务于卫、陈两国，哪个国家都不肯用他，60岁的时候，颠沛流离，路过郑国，一个相面的人说他：上半身有圣人气象，下半身像垂头丧气像丧家狗——这是书名《丧家狗》的由来。与时下众多天马行空的“论语心得”不同，《丧家狗》的体例老老实实：原文——字词注释——白话翻译——李零的点评和发挥。

这不是孔子第一次被称作丧家狗。文革期间，巴金先生曾撰文《孔老二罪恶的一生》，“丧家之狗”的典故经由这篇“战斗檄文”广为传颂。

对李零来说，丧家狗这个称呼不含有当年的意识形态色彩，它戏谑而严肃。戏谑之处在于李零想像一个顽童一样戳穿“孔圣人”的神话。严肃之处在于，他以严谨的学术推导让孔夫子还俗。在考证孔夫子的身世经历的同时，李零梳理了空门弟子的传承关系，试图证明：后世道统学家津津乐道的孔门传承关系是人造的“直线传播”，孔子死后，发生了一系列造神运动。而这一切与孔子无关。李零说，“任何怀抱理想，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人，都是丧家狗”。

李零自称“红旗下的蛋”。生于1948年的他跟他的同辈学人有大致相同的经历：黑帮子弟、上山下乡。青春时代的幻灭和底层生活经历，让李零的研究取向兼具庞和专的特点。他研究竹简帛书，数术方技，也研究毒药、巫术、脏话和厕所。他从野学问入手，一点一点向正统和经典包抄。在北大，李零开四大经典阅读课。这四大经典是《老子》、《周易》、《孙子兵法》、《论语》。李零认为，这四本书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侧面，《论语》和《老子》是人文类学术，《孙子兵法》是管理人的学问，数术方技是关于天道、性命、医学的学问，这方面没有经典，只好把《周易》经传拿来读。

思维跳跃是此人的一大特点。两千四百年前孔子的语录，经常激发他对今人今事的联想，古与今的隔阂在刹那间被出其不意地打通，文风朴实粗糙，嬉笑怒骂皆成文章。

4月22日，专为《丧家狗》出版召开的座谈会上，左中右三派学者齐聚北京鲁迅博物馆，大部分学者对李零“先识字，再读书”严谨读《论语》的态度以及他亦庄亦谐，不拘一格的文风表示赞赏，但李零从《论语》中抽取出的“丧家狗”的意象却引发了或激烈或缓和的争议。

大陆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社科院学者陈明认为，《丧家狗》是“作家的文采+训诂学家的眼界+愤青的心态”，将孔子概括成丧家犬就是受文革刺激的愤青心态的表现；《论语》不能成为简单的训诂学的对象，因为人文遗产重在阐述，而非还原。

李零的同事、北大教授刘东认为，中国文化从简单走向辉煌的过程不能用简单的还原主义来解读；孔子不仅仅是丧家狗，孔子有忧也有乐，他既有奔走侯门不得志的一面，也有为韶乐和福云流水悠然自得的一面。

赞同李零观点的北大教授钱理群则认为，任何找不到心灵家园的人都是丧家狗，孔子是，李零是，他自己也是。丧家狗只是一个中性词。而与钱理群一样致力于鲁迅研究的王得厚却不同意钱理群德夫子自道。他说，好为王者师的人才是丧家狗，李零不是，钱理群也不是。

会场上，被七嘴八舌的同侪所环绕的李零时时陷入沉思。4月20日，在万圣书园接受本报记者专访的时候，他曾极力在自己的作品和当下的“论语热”、“孔子热”中划清界限：

“我给大众写书主张通俗化，但是我也反对庸俗化，人民群众也不能惯着，人民群众喜欢的恰恰是那些科学管不了的东西，神神秘秘的东西，测不准的东西，极其实用的东西。我写书是想把人家脑袋给搞清楚了。如果你把他们搞糊涂了，举国若狂地崇拜你，实际上把你也搞糊涂了。”

 

李零在《丧家狗》中努力要做的工作是剥离孔子合《论语》身上的意识形态色彩。但记者翻看采访记录却发现，大部分话题仍然是围绕意识形态展开的。这或许是思想的一个悖论，我们要反对什么东西，通常只能站在它的对面，并且不得不借用它的语汇。

从上海移居台湾之前，傅家信仰天主教已有五代之久。傅佩荣从小跟父母上教堂，对天主教的教义非常熟悉。他成长的1950年代正是国民党在台湾推广三民主义教育孔孟忠心孝悌的时候。儒家篇什被纳入国文科，名曰“文化基本教材”。“国中念念《论语》，高中念念《孟子》，但是不是全念完，都是选一些让你背，都很浅显，让你孝顺，守信用那些。”傅佩荣说。

尽管官方努力“儒化”，西方文化的影响仍势不可挡。大学哲学科的年轻人都愿意学习西方哲学，傅佩荣也不例外，从小的天主教背景，让他觉得他跟西方哲学完全没有隔膜，而中国哲学只是小时候囫囵吞枣背下去的残章断句，“考试的时候会写，并不懂得真正的意思”。

转变发生在傅佩荣在台大念研究所的时候……

4月21日早8：30，北京大学第四届“华夏儒商论坛”。来自全国各地、处于各个年龄梯队的“总”和“裁”们在领诵者的带领下齐声朗读《中庸》。这是他们的晨课。半小时之后，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傅佩荣走上讲台。他要用3个小时串讲一遍《论语》。

这不是傅佩荣第一次带企业界人士读经。

从1998年起，受飞碟电台和几家民间基金会之邀，傅佩荣开始给大众讲孔孟、老庄和易经。在《罗兰小语》、《柏杨话人生》曾经风靡一时的台湾，傅佩荣也赢得了大批听众。父母开车送小孩上学，电台里傅佩荣讲《论语》，小孩到了校门口不肯下车。傅佩荣认为自己的成功之道很简单。

“第一个老百姓希望能听懂，听懂之后他们去对照原文，发现有根据，并且（所有的条目）连起来作为一个系统有道理，看完就可以实践。”凭这三个原则，傅佩荣把大腹便便，脑子里商机无限的儒商们拴在讲台下，极少有人中途退场，间或有笑声。

傅佩荣深谙演讲之道，被演讲技巧稀释过的孔子似乎显得更加自然、亲切。他的演讲从孔子“没有人能了解我呀（莫我知也夫）”喟叹开始，把两千年多年的孔子拉到听众的眼前：他身高1米92，被称为“长人”，这副好身板继承自大力士父亲叔梁纥，鲁郑交战，郑国城门大开诱敌进城，鲁军鱼贯而入的时候悬门突然落下，叔梁纥单手托住玄门让鲁军安全撤离。父亲孔武有力，可他在孔子3岁的时候就去世了。家道中落，孔子在穷街陋巷长大。那时候只有贵族子弟能上大学，孔子没有机会，只好云游各处求学，渐渐成为古代学问的集大成者。所谓“没人能了解我呀”一是因为学问的深厚，二是因为孔子秉承“因材施教”，不同的学生请教同一个问题得到不同的答案。

人们极容易把傅佩荣比附成“台湾的于丹”。事实上，去年和今年，傅佩荣曾两度和《百家讲坛》讨论合作。线装书局、国际文化出版公司等出版机构，已着手把傅佩荣讲古典文化的系列书籍在大陆翻新出版。这些书从书名到开本、装帧都和《于丹<论语>心得》有几分相像。《于丹<论语>心得》的封面上写“《论语》的真谛就是告诉大家，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傅佩荣<论语>心得》的封面上写“古人半部〈论语〉可以治天下，今人半篇〈论语〉可以护一生”。两者似乎都在走“心灵鸡汤”的路数。

在大陆，傅佩荣不时遭到媒体这样的追问：你觉得她（于丹）做得怎么样？她（于丹）怎么能把“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的小人说成小孩呢？每次，傅佩荣都以台湾人特有的机智圆通把问题化解掉：“能引起这么大的注意，本来就是很大的贡献。至于她讲的好不好当然可以讨论。问题是如果让我讲《论语》恐怕照样也会有十个博士出来。学术和媒体不同，要两面兼顾，肯定两面不讨好。这点我同情于丹。至于说改善，谁不需要改善？已经做成的事情，我学孔子，既往不咎。”

4月22日，在学者们为北京大学教授李零的论语心得《丧家狗》召开的座谈会上，因在美国给华侨讲“三国”不能出席讨论会的易中天请《百家讲坛》的编导宣读了一封半文半白的贺信。大意是说，对李零的学问钦佩不已，不能参会，祝会圆满成功。这信没什么信息量，但它或许表明了一种姿态。

毛姆的好处是可以把抽象的概念，比如艺术、美、信仰变成具象的小说。

读完毛姆读三国。真是好文本，好到让人爱读纯粹不是因为讲了什么故事，而是为讲述的方式着迷：洗练，动词和对话用得出神入化。故事讲得不动声色，人物却已勾勒得入木三分。到目前为止，对三国的喜好纯粹在于技巧层面，除了技巧，吾国古典小说有什么深邃的思想世界吗？

且看罗贯中是怎么塑造曹操的：他是一个无名小卒的时候，军中议事，此公每每抚掌大笑，冷不丁冒出一句点评，峥嵘外露，不似庸常之辈，但到底人微言轻，没人肯放在心上。

前四回，曹操共有四次出场。第一次是简短交待身世性格：宦官的义孙，自幼机心多变，为报复说他坏话的叔叔，佯装中风，叔叔见操中风状告曹父，老子急忙来看儿子，曹操装作什么事情都没发生，反而说：我没病，叔叔不喜欢我，所以就乱造谣。

曹操第二回出场，国舅何进和何皇后因为到底要不要围剿十常侍发生争执，各路人马议论不前，曹操股掌大笑：“此事易如反掌，何必多议？”他出主意，罪魁祸首不是十常侍，而是宠幸他们的昏君，如果要治罪的话，一个狱吏就够了，不必兴师动众地从外头进兵围剿。何进反问曹操：你不是有什么野心吧？曹操一边往后退，一边嘟囔：将乱天下的，就是何进这小子。

第三次出场，也以抚掌大笑做引子，众人拿董卓没办法的时候，曹操毛遂自荐去刺杀董卓：“满朝公卿，夜哭到明，明哭到夜，还能哭死董卓否？

第四次出场，杀董卓不成，曹操一路逃窜，跑到其父结义兄弟吕伯家里，照理说，这吕伯是曹操的义父，而吕家人对曹操的招待也不可谓不盛情，杀猪卖酒，厨房间磨刀杀猪的声音却让曹操起了疑心，以为吕家人在准备捕杀自己，于是“拔剑直入，不问男女，皆杀之，一气连杀八口”。这还不算，发现是误杀之后，又一剑砍了买酒归来的吕伯。理由是，如果吕伯回家后发现自己杀了他的家人，必然追来，如果那样，我就惨了。“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

至此，在40页的篇幅中，散撒的四处紧凑的笔墨把一个奸雄的模样刻画得呼之欲出。

一口气读完毛姆的《刀锋》，人们说毛姆清浅，不错，但是这个清浅的人有本事一环扣一环地吸引人听他把故事讲下去。所谓的矛盾冲突在任何两个故事中人以及故事的任一段落都没有格外的尖锐，但是依旧好看，因为总有类似这样的意外潜伏在行文中——青春逼人，健壮得让作者断言日后恐怕会胖得很难看的伊莎贝儿最终成为纤纤美妇人；拘禁而机敏，用发颤的嗓音阅读济慈的索菲变成堕落到第的荡妇，她的生活发生了一次齐生生的断裂，然而并不使人觉得突兀。我从格雷身上看到了大宝的影子，最打动我的是他破产之后他妻子对他的描述：

他过去时常一个人坐一条船，划到沼泽那边，待上几个钟头，观察野禽。他时常在小河里划来划去，两边是浅灰色的蒲草，头上只看见蓝天。有些日子，那些小河就像地中海一样蓝。他回来总不大肯说，只说妙极了。可是，我能看出他感受很深。我知道...

同学们：毕业是值得期待滴……

毕业之后，为银行健康工作50年！

青蛙大学5#451三大金刚

最新出版的玄幻小说杂志上有小搜神对老蛇阿姨的专访哦，作为追星族的小溪妈赶紧秀一下

校庆、老冰棍、对口相声、小溪妈和Tetsu阿姨

心怀鬼胎的冰棍女。背后的房子是小溪妈和Tetsu选修技术美学，看《玫瑰的名字》以及马哲的一教。门前是枝丫美丽的老树，像门拱一样护卫远处的大礼堂

老冰棍让人乐陶陶

 

米歇尔-康-阿克曼一米九几的个子，一张瘦削的长脸，一双手指细长的大手。他的茶杯上印着荷花和中国古典诗词。他说一口流利的汉语。他是新任的歌德学院中国总院和北京分院的院长。每年，他所掌管的歌德北京分院为1100人次以上的学员提供德语培训，同时，这个机构还策划开展各种“野心勃勃”的文化交流活动，诸如培训中国的博物馆、美术馆，影响中国的专业智识阶层。

阿克曼出生于德国巴伐利亚省一个偏僻的村庄。1975年，这位德国的“农村小伙”来到北京，混迹于“工农兵学员”中，成为北京大学“中国当代历史”专业留学生。怀抱着对中国的政治好感和田园诗般的想象，阿克曼却发现通过身边的人了解中国很难，于是他转向中国当代文学，从中寻找人们不愿意以其他方式表达的微妙情感和时代的蛛丝马迹。这段经历使他在1980年代成为德国第一批介绍中国当代文学的翻译家。

在翻译中国文学作品的同时，阿克曼的正式职业是歌德学院的职员，从德语教师做起，后参与创建歌德学院北京分院，直至成为北京分院乃至中国总院的掌门人。

阿克曼对自己的邻居——与歌德学院北京分院同在中关村南大街上的孔子学院颇有关注。一个流行的说法是，孔子学院是中国的歌德学院。1月22日，阿克曼接受本报记者采访，追溯了“老师”的历史，也谈及“老师”对“学生”的看法。

严绍璗：“到底是嫦娥奔月影响了《竹取物语》，还是《竹取物语》影响了嫦娥奔月？”

     “如果你想写好这篇文章，一定要采访严绍璗。他是我们的领袖。我最早就是看他的书摸到学术之门径的。”好几位五十岁上下、在国际汉学领域颇有成果的学者都说。严绍璗是“世界汉学大会2007”约请的一位重量级学者，但他一直没在会上露面。

    电话里，严绍璗语速快、音量高、嗓音热情、坦率，好像舌头底下植着一根弹簧。等到见面，记者才知道，“我们的领袖”是一位67岁的老人。他研究日本文化与日本中国学，得出挑战日本民族文化纯粹性的结论，却让日本人心服口服，是日本天皇唯一“接见”过的一位中国学者。

    话题从“汉学归根结底是一门‘和’的学问”开始。严绍璗的话立刻像一条越过堤坝的大河：

   “要研究国际汉学必须确立一种基本的国际文明史观，即中国文化是世界文明的共同财富，世界各国都可以以他们自己的文化教养为背景，来研究和阐释中国文化，这也是中国文化具有世界性的表现。面对外国人对中国文化的阐释，有些人有一种惯性思维：首先看他说的对我“友好”不“友好”？考察他的理解跟我一样不一样？其实，如果我们是说这是“一”，美国人日本人也说这是“一”，那就没有多大意义了。汉学最有价值和最有意义的地方就在于它展现了世界对于中国文化阐述的不同的智慧，从而进一步提升对于中华文化的理解。” 

鲤鱼洲五七干校的成员成员全是北大、清华的老师。干校的地址是当时中央办公厅一位负责人亲自选的，所以直到今天，北大、清华的老教师们还记得他。最初，江西省推荐的干校地点在九江边上的一所劳改农场里，负责同志看过之后认为，尽管是劳改农场却守着九江有鱼有虾，不利于知识分子改造。江西省又推荐了一个地方，在赣南的茶陵，也是个劳改农场，半山腰，整天日雾气腾腾，交通不便。负责同志还是不满意，烟雾缭绕的，知识分子容易胡思乱想。最后，有人推荐了鲤鱼洲，这是鄱阳湖的一个围堰，是血吸虫病高发区，方圆七十里没有村子。当时给我们提出的口号是：人到江西来，不能增加江西人民的负担——就是禁止我们从当地采购日用品，吃的粮食从北京运，其他生活必需品，包括房子都要自己解决。我们不向江西人民买菜，两个多月，顿顿都是酱油汤下饭。等到我们自己种的菜长出了苗，我们就有菜吃了。

那个地方老鼠很大、很多，白天从我们脚边跑过，晚上我们躺到以后敢明目张胆地从我们脸上身上穿行，我们没办法，就用被单蒙住脸，把全身包严。在鲤鱼洲，我们自己修堤坝，我亲眼看到同事们一个个倒下，大白天，整个堤坝上死一样的寂静。物理系八个年轻老师到鄱阳湖对岸为集体寻找吃食，不幸遇浪翻船，无一生还。图书馆一个叫孔祥胤的老人舍不得吃好不容易分到的鸭蛋，在蛋壳上戳了一个洞，每顿用筷子蘸点，一共吃了两天。当时的气温三十八九度，他不知道鸭蛋已经变质，吃了之后得痢疾。我们没有车，病人送不出去，到晚上才找到一辆拉砖的车来拉他去医院，但是人已经咽了气。

我一边看着这些荒唐事在身边发生，一边读我的日文版毛选。鲤鱼洲干校一共存在了两年半，后来周总理发现了，命令他们停掉。

本来按照设想，是要在那里建清华、北大的分校—— 在金色的草棚中建设第一流的社会主义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