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几耙犁

但到林克欢分配到青艺的时候，这已经成为往事，剧院的中心任务变成下农村，进厂矿，搞四清。

文革很快到来，因为发表在《人民日报》“报屁股”上的小文章，林克欢被打成反革命。两年多的时间里唯一允许读的文字是《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和《南京政府向何处去》。

文革之后，林克欢历任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文学部主任、院长、艺术总监。新时期，林克欢最早写的两个剧本是《转折》和《报童》， 都以周恩来为主人公。两个戏都是王铁成演的。当时，林克欢就告诉王铁成：此事过后，没人记住我们。

当时，林克欢被借调到文化部大批判组和中国文联理论组的“清查四人帮”专案小组。专案小组写了很多批判“四人帮”的文章，其中，批判“三突出”的文章，还是林克欢起草的。“我们当时根本就没有理论武器，除了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就是42年的座谈会，再就是周扬的讲话。我们只能把英雄说成狗熊，把狗熊说成英雄”，林克欢很庆幸，当年的批判文章都没有署名。

1982年，中国青年话剧院想排一出台湾戏。林克欢跑到北京图书馆，在报库里翻了两个月的资料，看了大量台湾报纸对台湾当代戏剧的报道，但是看不到剧本。林克欢和当时青艺的导演陈顒设计了几条迂回的路线搜集剧本：找在香港教书的台湾籍教授，到广州拜访刚刚建立的港台研究所……最后选定了台湾剧作家姚一苇的《红鼻子》。《红鼻子》演出之后，姚一苇在大陆的母亲和兄弟姐妹知道他还活着，立刻给青艺打电话。一次普通的话剧演出很快演变成一起社会新闻。很多都在猜测，这是不是政府行为，两岸的文化政策是否松动？这给林克欢个人的生活带来很大转变，慢慢开始有台湾戏剧界人士，通过驻日本的新华社找上门来，说要拜访大陆的台湾戏剧专家。“我算什么专家？我就介绍了一个《红鼻子》。但是也好，他们给我带来了大量的材料，当时_，我就见了白先勇、马森他们一大堆人。随后我的家就变成，台湾剧协驻京办公室”，林克欢说。

时代的机缘巧合，让他成为与两岸三地戏剧界有密切互动，眼界相当开阔的戏剧理论家和剧评人，或许，还是中国看话剧看得最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