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几耙犁

一百个汉学家就有一百种汉学。国外汉学４００年，从“传教士汉学”到“中国学”，如今触角所及，举凡中国能源、中国经济、导弹研究……还有专门研究***的

        “在社会文化领域里，我了解你，我就能控制（你）。”这是对“知识就是权力”的一种解读。

图中左起人大副校长冯俊、德国汉学家施寒微的翻译、施寒微、人民大学教授戴逸    

[图片由人民大学新闻中心提供  

汉学这个词，成为一群以汉学的名义聚集在会议圆桌旁的学者之间最大的争议。３月底，国家汉办和中国人民大学联办的“世界汉学大会”上，不少学者抱怨自己走错了地方。这种局面和人大校长纪宝成在开幕式上所说的“汉学归根结底是‘和’的学问”恰成对照。[copyright by www.infzm.com]
    而熟稔此类学术场合的学者认为，美国亚洲会议和欧洲汉学会议同样会出现同类情形，这是“汉学大会”的普遍处境。相比之下，此次大会不过是２００余人之间的分歧——其中国外学者７０余人，国内学者１５０余人。但拟定约请的一批重量级国际学者，如美国历史学会会长史景迁、法兰西学院院士程抱一、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员汪荣祖并没到会。[copyright by www.infzm.com]
    国内第一个国际级汉学会议是１９９４年在海南召开的。那是学者之间的聚会，并未引起太多社会关注。汉学界最近一次声势浩大的亮相是２００４年上海的“世界中国学论坛”。因组织者付给海外学者每人５０００美元的“出场费”，这次“中国学论坛”至今是汉学界的笑谈
    “世界汉学大会２００７”由汉学研究基础相对薄弱的人大主持，引起一批学者的议论。一些国内起步较早的汉学、中国学研究机构则不失时机地在人大的会议资料中加进对它们自己的介绍手册。[
    当学者们出于各种机缘和目的终于坐到一起的时候，他们发现，正像有一百个读者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一样，有一百个汉学家就有一百种汉学。

（“中国的经验告诉我，真理和谎言的区别不能是任意的”——罗多弼 ）

罗多弼１９４７年生人，属猪，今年是他的本命年。因为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的学生，在“世界汉学大会２００７”上，罗多弼是各路媒体争相采访的对象。但很多人不知道，罗多弼跟中国文学最深的渊源其实是他写于１９８０年的博士论文：《１９２８一１９２９年期间中国无产阶级文学的争论》，此后，他的研究领域转向中国思想史。
 

 和许多在“全球左倾”的１９６０年代开始对中国感兴趣的少壮派汉学家一样，那时候中国的一切都能引起这位远在北欧瑞典的年轻人的好奇。在家乡瑞典北方小城市的书店里，多卷本的***著作可以很方便地买到；马悦然上课要讲《左传》，遭到罗多弼和他的同学的一致反对：不如讲《红旗杂志》。[copyright by www.infzm.com]
    同为“１９６０年代制造”的汉学家，罗多弼和他的德国同行顾彬有很大的不同。[copyri
    在“世界汉学大会２００７”的圆桌论坛“汉学视野下的中国文学”上，顾彬重提他几个月前抛出的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批评，这次的言辞更加形象、锋利：“１９４９年之前的中国文学是五粮液，１９４９年之后的中国文学是二锅头”；“中国没有话剧，没有小说”；４９年以前的作家都是翻译家，４９年以后的都不是，一个作家应该用外文的体系来看待自己的母语……[cot by www.infzm.com]
    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激动难捺，针锋相对地指出，因开骂中国文学在中国“暴得大名”的顾彬，以霸道而偏激的全称判断吸引大众媒体的眼球，已越出一个学者应恪守的界限；他为中国作家开出的学习外语的药方则更加不切实际，不通外语的沈从文同样写出让世人惊艳的文字。[co

罗多弼对顾彬的看法不以为意。他认为中国和中国文学有远比顾彬的表述更复杂的现实。话题拉杂展开，自由散漫，然而其中很大一块居然是围绕“红色中国”的。看起来这是我们都绕不开的一个话题。罗多弼的笑容纯真、坦率，像一个坐着麋鹿突然降临的北欧小男孩。[copyright

 

　　（1977年12月18日，“文革”之后第一次高考。长沙一中考点的考生走出考场　　唐大柏／图） 

29年前的3月，31岁的老鬼、30岁的罗中立、何多苓、霍东龄、22岁的刘学红、19岁的杨千走进大学校园。他们是从570万人脱颖而出的幸运儿——在大学之门关闭了12年之后，1977年12月，570万人参加高考，每29个人中有一个如愿以偿。

 考试之前，老鬼们只有两个月的复习时间。恢复高考的消息是在10月间传出的，而此事最早被提上议事日程是在8月间，刚恢复工作的邓小平召集“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 

时间紧，印考卷的纸张和考场都告急。邓小平拍板，暂停《***选集》第五卷的印刷。考场征用了小学教室。华南理工大学77级学生李东生窝在小桌子、小椅子围成的逼仄空间里，笔走龙蛇地写完了他的高考作文《大治之年气象新》。

 

从走进考场起，他们就是追赶时间的一群。1970年代忙着上学，1980年代忙着出国、下海，1990年代忙着晋级、当总裁、办展览、发表著作……2006年岁末，他们聚会在一起，让时间沉淀下来。在中国教育电视台《春天里的七次聚会》的演播间里，7所大学的82届毕业生回忆大学往事，原定两个小时的录制时间经常被拉伸至四五个小时。

 

在今人的怀旧情绪中，1980年代常被形容成一个冲破禁锢、百废待兴的黄金时代，与“浪漫主义”、“理想主义”等向上飞扬的字眼联系在一起。然而细碎而真实的个人叙述呈现出来的却是另外一幅图景，更有重量、更具附着力。

 

秦继杰发来的短信说，他办的智泉学校在昌平区北七家镇东三旗村村南路口往东300米，与天通北苑只隔一块空地。天通苑是北京最大的经济适用房居住区之一，鳞次栉比的塔楼一栋挨着一栋，有这个庞大的参照系，找到智泉学校应该不难。但事实上，这个小学校的位置在出租司机、公交车司机、以及来往路人熟悉的地图之外。即便记者在东三旗村南的路上问几个居民，他们也只是用手囫囵地划拉一个圈，指着左右被废品回收站簇拥的街道说，这一带有好几个学校，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一个。

 

智泉学校在一条巷子里，巷口摊着生活垃圾。低矮而簇新、被漆成蓝白二色的校舍让人想起建筑工地的工棚。远处高大的塔楼好像就在咫尺之外。刚下过春雪，操场上一片泥泞。食堂刷着墨汁的山墙上写着今日菜谱。一个脸蛋红扑扑、长着“萝卜丝（皮肤皲裂）”的小男孩跑来，用一口河南话向秦继杰汇报：食堂给的菜太少，我得吃这个才饱，他一边说一边晃着一包干脆面。北京正闹“倒春寒”，寒假停暖把暖气冻坏了，开学前一天抢修到凌晨五点，没修好。冷教室一排排红扑扑的小脸。

 

尽管看上去很简陋，“智泉”其实是施占地二十亩，涵盖幼儿园到高中，拥有一千二百名在校生和两部校车的“大学校”。秦继杰是这所学校的校长。

 

这几天，这所小学校起了不小的波澜。表现打工子弟学校学生生活的诗朗诵《心里话》在今年春晚上亮相，并被评为最受观众喜爱的春晚节目三等奖。这首诗最早是智泉学校的校小学生读出去的，并且是他们的校长创作的初稿。但春晚压根就没提智泉和秦继杰的名。

       

79岁的费葆龄每天的功课是就着几碟广告颜料，在灯下画风筝。小屋的光线很暗，即便在白天也得开着灯。院子小，盖了一个小厨房就剩下一条过道了。北风一吹，挂在墙上的铝大盆，“呱嗒呱嗒”地敲击起砂岩墙面，让人想起风拨动风筝弦的声音或者古驿道上的骆驼铃。

    老伴不时地给费老爷子的紫砂茶壶里添水，或者掰一小块无糖的“萨其玛”塞进他嘴里。她偏过头小声跟记者说：“他跟小燕儿一样。”

“燕儿”是79岁的费葆龄玩了一辈子的游戏。他的燕儿不长羽毛。竹篾的骨架，高丽纸的血肉，五彩的颜料把它们描摹得雍容典雅，眉目传情，他的燕叫“扎燕”。“ 你别看他现在这样，他放起风筝来，带劲儿着呢。腕子一旋，手指头把线抖几抖，风筝就上了天。”老伴指着老头儿说。 

曹氏风筝开枝散叶 

时光退回到70年前的北京。每当大街小巷传来绵远悠长的叫卖声“菱角米来呦——”，在屋里“猫”了一冬的孩子们就乐了。他们知道，喝完香甜的腊八粥，他们盼了一年的风筝就飞来了……

 

大红的枣子做成如意或者佛手形状的山东枣糕，当然还有妈妈、婶婶、姑姑一齐动手蒸出来的像桌子一样大的客家年糕。

身在台湾桃园县一个小小的村子，却什么年糕都吃得到，是黄永松童年的一大乐事，这让他很早就明白，什么叫“知味有乡亲”。当时他不知道，在他两岁以前，蒸年糕，吃年糕都是偷偷进行的，占领台湾的日本人早就取缔了春节。而且他那时候吃到的年糕也不是甜的，因为物质匮乏，买不到糖。

另外一个与年有关的记忆是叔叔。他被抽调到南洋去打仗，有一天家里接到通知说他已经阵亡，奶奶哭得死去活来。可是在1945年的春节即将到来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全家人听到屋外的竹林里不断传来低低的叫声：“阿姆”，“阿姆”。家人很害怕，以为是鬼魂。大着胆子打开门，站在灯笼摇曳的亮光里的却是衣衫褴褛的叔叔。

台湾光复以后，躲在各家各户灯影里的春节，突然出现在街头巷尾，在童年黄永松面前来了个大亮相：

“国民党到了台湾之后，为了亲和民众，懂得用民俗的东西。我家附近有个部队营区，到了春节，军人全部化妆、打扮，变成一个游艺队伍，舞龙舞狮，还有水族，大蚌壳。他们人多有财力，龙做得特别长，特别漂亮，突然蚌壳张开，一个人在里面扮作蚌壳精，仔细看，这是鹬蚌相争的故事。然后还有跑旱船——就是一个人身上绑一个纸糊的船，又唱又念。我小时候最爱这个。那个时候军队来自各个省份，他们大概有组织，你表演你家乡的，我表演我家乡的，串联成一个有各地风味的游艺队伍，把我们乡下搞得很热闹。”

国民党南迁的时候，把35“省”一起“迁”过去，每个“省”都有自己的生活区，各个生活区既独立又可以互相交流。黄永松的国语老师是北京人，理化老师是江西人，数学老师是东北人。班上的同学也是南腔北调。

“我哪里的方言都听过，哪里的饭都吃过。我刚到大陆的时候，我的‘地陪’都很惊讶：‘老黄，为什么你每到一个地方都很适应？’我怎么不适应？我早就受过训练。”

28岁以后，黄永松成为一个在乡野大地上奔走，收集整理民间工艺的出版人。他办的《汉声》杂志最初以台湾为根据地，1988年转战大陆，米食、面食、风筝、泥塑、摩梭人的阿注婚、淮阳人的祖庙祭、北方农家土炕、陕北的剪纸，贵州的蜡花、五台山的罗马大会……所有你能想到、想不到的题目都曾是《汉声》杂志一期精美的专辑。发行量最大的时候，这本杂志每期行销三十几个国家，销售量十几万份。瑞典汉学家高本汉所在的哥德堡大学曾把《汉声》作为展品展览了两年。

在走南闯北的日子里，黄永松很快就发现，各地的年俗一点也不像方言那样差异巨大。祭祖、吃年糕、拜年、拜年时说的吉祥话都差不多，每家每户最重要的那个神，一定是灶神。福建围楼在打地基的时候就请风水师根据主人生辰八字定灶，所谓“一灶一兴盛，家和万事兴”。

“因为我们共用一个农历表，它像一个圆圈。从年头到年尾，到了冬至阳光最短，但你开始有了一个新的希望。到了夏至，你最得意的时候，你要小心，时光在一寸寸缩短——这就是中国人的阴阳哲学，它是运转的，不是拉扯的。”黄永松说，“我们的信仰很亲切。我们每天都要跟灶打交道，我们就派他来跟上天联系，做我们的管家。我们这个民族泛灵崇拜。山有山神，水有水神，土有土地公。我妈妈祭灶也祭床——把床母娘娘照顾得好，孩子睡觉不吵，长得好。每当我跟国外人士谈中国人的信仰，我就从这谈起。他们都非常感动，认为这些神都是生态保育的神。”

常人春从小就是一个“打破沙锅问到底，末了还得那问问沙锅茬儿扔哪了”的人。街上有出殡的，他能出神地看半天，回来缠着大人问个底儿掉。家里人嫌他罗嗦，他就去问门房，问厨娘。门房、厨娘手里有活，顾不上跟他打连连，他就去找闲人，临院八奶奶，或是在大槐树地下纳底子的六婶子。这些人能掰开揉碎...

 

过士行从1989年开始成为职业的剧作家。《鱼人》、《鸟人》、《棋人》连缀而成的“闲人三部曲”是他的入门之作。1992年，《鸟人》最先和观众见面，排队买票的人从首都剧场门口绕到了报房胡同。2004年，《鸟人》被法兰西喜剧院朗读。2006年，过士行的两出新作《青蛙》和《遗嘱》分别被日本新国立剧场和挪威开放剧场搬演。

在此之前，过士行是《北京晚报》的记者，跑戏剧口。每天泡在剧场里看戏、听戏，到后台看演员们勾脸，听他们讲唱腔、身段以及养鸟、钓鱼、逗蛐蛐的绝活。他把表演艺术和伺候花鸟鱼虫一并当作学问，体会出“养鸟家是按照戏曲演员的标准来要求鸟，从身条、毛色、站腔到叫口都有讲究”。潜心养鸟钓鱼下棋的经历直接催生了后来的“闲人三部曲”。

更早之前，过士行是北京一家街道小厂的车工，是北大荒农场上以背诵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排遣寂寞冬夜的知青，是明末及民初围棋国手过百龄、过旭初的后裔。1970年代末，过士行听说聂卫平已经到了国家集训队，曾想靠围棋改变命运，但祖父认为他已纪过了开蒙的最佳年龄。

与棋无缘，过士行走进戏剧的棋盘，除了记者的阅历，对他帮助尤为深远的是迪伦马特式的悖论和铃木大拙与弗洛姆合著的著作《禅与心理分析》。禅和悖论成为过士行的“戏剧支撑点”。这两大法宝让他独具慧眼，总能发现平整光滑如铁板一块的生活中的裂纹，并用荒诞的方式将其触目惊心地放大到舞台上。

 

这是一个再素净不过的舞台。黑色的帷幕挽在两旁，吊唁的白花洒了一地，黑白遗像悬挂在正中，作为背景的是一朵朵巨大的白色花圈。这是一串发生在火葬场里的故事。停尸车和吊唁的家属从舞台左侧鱼贯上场，每位死者都有不能瞑目的事，以至于他们的遗体奇重无比，没人能把他们推进炼尸炉。

这时候，马戏团的魔术师出场了，他通过重致悼词安抚不平的亡灵——因输血而染上艾滋病的青年；被老师指示的打手打瞎眼睛的少年；刻苦攻读职称英语却始终差两分的先秦文学教授；自摆乌龙，被球迷的可乐瓶子袭击的足球用动员；一个跳楼的小姐，她把几年的积蓄寄给父亲看病，却被父亲付之一炬。

满嘴荒唐言被嵌套进时人见怪不怪的语境里。机智、辛辣的台词像炮竹在舞台的各个角落爆炸。火星溅到观众席，引发一阵阵的笑声，笑声的背后是对尊严的拷问，充满悖论、反讽和黑色幽默。笑声像涟漪，扩展到最外围，已经变成沉重和苦涩。

晚上在小区里散步。小区现在渐成规模，三期已经封顶，轮船、桅杆模样的楼顶被灯光照得像是大海里的不夜航船。以前，这航船顶在我们一期的楼顶上，现在移到了二期，不日将移到三期顶上。这地方原是一片杨树林，现在，只有楼中间的空档里留了十几棵让人遥想当年的野趣，不过被钢筋水泥圈着，不成气候，歪歪扭扭。

三期基本还是个工地，但是土地已经平整，道路出具轮廓。我在工地上走，觉得脚下的土地格外平展，硬硬的，有金属的品格，不是泥土被夯实之后的那种弹性。老公说，那是因为地下全被掏空了，建成了两层的车库。

空气里弥漫着木头燃烧的清香。顺着火光走过去，是两个在夜间看场的老民工，一个来自江苏扬州，一个来自陕西西安。他们指指东墙：夜里有人从墙那边的社区小公园翻墙而过，来偷东西。于是在夜里看堆就成为他们的职责。在空地上坐一晚上。我看他们彼此也没什么言语，手伸在火旁，眼睛看着跳起来的一明一灭的火星。

平整的工地上，偶尔散落着碎木头和一半埋在地里的铁丝。我在月光下看见一只躺在碎砖头里的光盘，一个女明星桔色的剪影依稀可见。把它放进碟仓，能否放出一段盗版的故事，或者一首盗卖的歌？

等到今年5月，脚下的一切都会被人造的土丘和土丘上的假山、草皮所掩埋。当野猪们住进被科勒、史密斯、科宝-博洛尼等诸如此类的东西装备起来的新居，他们一定不会闻到民工们在原来是粗糙的毛坯水泥i盒子、现在是他们崭新锃亮的浴室的地方留下的尿骚味

最近忙着给儿子写博客。女友L看了我们两口子的“专栏”后讥讽道：想儿子都想疯了。有为青年相宜则笑我们八字还没一撇，就做“有儿万事足”的昏昏然状。不管怎么样，小溪的博客被若干女青年拿去作训练老公对小孩子爱心的教材。我感到很瞑目。

给小溪写博客很是轻松惬意。给自己写博客多少有点“手术刀”的意思，总希望从铁板一块的生活里发现一丝裂纹。当然，打这个裂纹里，可能长出花花草草来，也可能就只是一次齐声声的断裂，裂纹像张着的嘴，向你讨要着生活的意义。更静美的说法来自契诃夫——“（在舞台上应该像在生活中一样的复杂和简单。）人们吃饭，就是吃饭，但与此同时，或是他们的幸福在形成，或是他们的生活在断裂。”

最近的生活在充实的惶惑中度过，很多很好的题目在手边，但是都还没有真正做起来。机缘不凑巧，要采访的老者身患癌症，我在静静等待他身体可以的时候。于是看书，从《戏出年画》一路看到过士行的剧本《火葬场》。

2004年《厕所》上演的时候，我知道了过士行这个名字。那天散步，我向老公兜售即将上演的《火葬场》，无意中发现，原来我脑子里一直存储着关于剧作家本人的那么多八卦。

比如昨天晚上，我摸着自己日渐隆起的腹部，突然想到，铃木大佐曾经说过，浑圆的腹部是人体最有智慧的部分。这当然是禅家的说法，禅家企图用胡搅蛮缠的公案切断人们在逻辑思维上的苦苦求索，让生命回归感知层面。

而铃木大佐这本书跟过士行有什么关系呢？那是他用家中珍贵的藏书跟赵冀平换来的。读到妙处，他从火车的卧铺上一跃而起。公案式的思维从此植入剧作家的意识里，他把禅道跟迪伦马特式的荒谬一起编织进他的剧作里。以往的《闲人三部曲》（《棋人》、《鸟人》、《鱼人》）和2004年的《厕所》其实都是这种人生哲学的情节化。

但是这些，很难向缺乏必要的shared knowledge的老公讲清楚。我只好说，几十年前，过士行是一个小圆眼睛的少年，在农村插队或者在工厂做工。1970年代末，围棋方兴未艾，聂卫平崭露头角，少年过士行意识到围棋可能是改变命运的一个机会，而他的叔祖正是清代的围棋国手，家学渊源。过士行想跟家里的老人学棋，但老人宁可教其他人，也不教自己的侄孙。“大师总是很诚实的，我由此知道我没有这个天分”，他在街角看着叔祖远去的背影，眼里噙着泪花。

还好，1979年《北京晚报》招实习记者，过士行考上了。分配去跑剧场。各色地方戏曲听了满满两耳朵，在后台看老艺人们勾脸，私下里向他们学习养花种草、钓鱼、斗蛐蛐的绝技。这段经历直接催生了后来的“闲人三部曲”……

就是这样，剧作家本人的音容和他的剧本叠印在我脑子里。我对这位中国当代有世界级声誉的剧作家萌发了极大的兴趣。比如我很想问问他，驻院作家的生活是怎样的？你过着怎样的生活，为什么你总能发现生活的断裂之处？在厕所和火葬场里，人的尊严被谁忽视掉了？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是不是很糟糕？

岁末的一天，我正徜徉在秦晖对古典中国孱弱民间社会（秦氏术语“小共同体”）的描述中，电话铃骤然响起。0519，江苏常州的区号。夏天的一次常州之行，让我和这个城市前后北岸的居民联系在一起。他们的房屋是祖传私产，又是省市级文物，然而，在势如破竹的旧城改造运动中，难逃拆迁的威胁（详见本报2006年6月29日D25版—26版《常州文保困局，以修的名义拆》）。我习惯了听他们通过电话带来的或好或坏的消息。

 “石记者，***批示了，我们的房子保下来了！已经拆的不能建高层，只能建两层仿古建筑。” 打电话的是管德全，清代进士、漕运总督管干贞的后裔。祖宗的文人气质在瘦小精明，穿花格西裤，拎手包的的管德全身上所剩无几。然而，在祖屋受拆迁的威胁之后，这位中年男子迅速熟悉了关于先祖的各种典故并祖屋的建筑特色。这次他带来的显然是一个“终结性”的好消息，而我的记忆却闪回到三个月之前。

    那次打电话的是周然：“石记者，我的家没了。”四十多岁的女人、两个男孩的母亲，在电话里像小女孩一样嘤嘤哭泣。她正蹲在警车里，她的婆婆马梅芳被架上救护车，老人准备了一塑料瓶汽油，准备跟老屋同归于尽，在她们身后，强制拆迁的民工已经爬上了屋顶。

    像中国的任何一个城市一样，被称作“国鸟”的塔吊在常州随处可见……

那是一个清冽的冬夜，我从散场之后的剧场里走出来。戏是一出意大利的木偶剧，一句台词也没有，三四个演员用他们手里的木偶、连同人与偶的影子，在一个坐了百十人的场子里舞出声光色十足的大动静。

我起初以为那是关于爱情的隐喻：男人和女人想在一起，但是他们的影子阻隔着他们，让他们一靠近就得分开，只有他们完全抛弃影子，才能并肩执手相望。借着剧场出口处的灯光一看“剧情梗概”，完全的南辕北辙：猎人在森林里捉到一只火鸟，火鸟答应猎人，只要猎人召唤，自己就出来帮他实现一个愿望。它留下召唤用的羽毛翩然而去。猎人的妻子被魔鬼们绑架，猎人对着羽毛召唤出火鸟。火鸟在魔鬼们面前起舞，群魔被惑，乱舞至死，实现诺言的火鸟渺然不知所踪。

误解带来的是眼翳一样的隔膜，当我在车水马龙、灯红酒绿的北京王府井街头。一时间有强烈的“不接地气”的感觉——究竟，我花六十分钟的时间和一百元钱，窝在一间仿佛专为制造梦境的小剧场里，和不超过一百五十个成年人一起看了一出跟我们的文化背景相去甚远，因而只能通过误解来理解的木偶戏意味着什么？

好像一朵祥云，迅速把我从半空接回地面的是一段扑面传来的京胡，忧伤而执著，仿佛要撕裂云帛，可又像春天的泥土或者五月间的槐花香一样沁入心脾……

10月10日到25日，“天堂的颜色”残疾人暨孤残儿童美术作品展在北京今日美术馆展出。北京、广东、广西、天津、廊坊、西安、洛阳等地的11家残障人士民间机构参加了此次展览。“798是想方设法与众不同；他们(参展的残障人士)的独特是天成的”———他们看到了天堂的颜色

　　《我们在阳光下幸福成长》，汇天羽
　　
　　
　　6岁的李哲飞，喜欢逛街，喜欢看动画片。这个白白胖胖的小男孩经常会被人问道：你的皮肤怎么那么好？每逢这时，妈妈都会自豪地说：“我儿子天生就这样。”与好皮肤与生俱来的是自闭症。李哲飞生活在一个与普通孩子不同的世界里，他常有妙语，比如“撒弟弟呀”是要上厕所的意思。
　　15岁的陈曦画了一幅金鱼。陈曦患有脑瘫，金鱼是她最喜欢的动物，因为金鱼没有腿，但是可以去自己想去的地方。
　　党心承是一个甜嘴巴的4岁小姑娘。她常常问别人，我去你家行吗？每当有阿姨来参观，她就会扑上去喊妈妈。这很像她的小伙伴赵思冉。赵思冉特别爱说话，但吐字不清，经常把自己的名字说成“赵呲牙”，她的口头禅是：“你爱我吗？”
　　陈曦的蜡制画《金鱼》，党心承和赵思冉的粘贴画《向日葵》、《小蝴蝶》，李哲飞和小伙伴合作的作品《美丽的春天》，都是“天堂的颜色”展览的展品。
　　在展厅里，观众可以看到大头钉拼接而成的晶莹剔透的蜘蛛网；后爪站在荷叶上，前爪举起，亮着肚皮合唱的小青蛙；太阳张圆了大嘴，他的口腔是黄颜色，里面长了一圈蓝色的牙齿，桔色的光焰像章鱼的触角一样伸向蔚蓝的天空，有几根触须跟蝌蚪一样的小人儿重叠在一起，就那么点染了生命，让万物带上太阳的光谱。
　　“这儿的东西比798的所谓当代艺术展有意思多了。”建筑设计师于露看完展览后说。
　　“798是想方设法与众不同；他们(参展的残障人士)的独特是天成的。”展览策划人邢文毅说。

南方周末　  　2006-11-23 14:46:34

今年10月，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公共工程竣工。这是一条双向10车道的地下高速公路，它蜿蜒刺穿波士顿心脏，两度钻过被蔚蓝色海水覆盖的波士顿湾。耗资近150亿美元，历经三十余年，信手涂鸦在咖啡馆餐巾纸背面的草图变成了钢筋混凝土铸成的地下庞然大物。紧随竣工典礼发生的是接连二连三的事故，渗漏、坍塌并砸死行人。 就规模和技术难度而言，人们经常把这项工程与巴拿马运河、阿拉斯加地下输油管线、胡弗水库相提并论。巴拿马运河被称作“大沟（Big Ditch）”，这条地下高速公路被称为“大隧道（Big Dig）”。 在过去的三十余年年间，关于“大隧道”的争论不绝于耳，一度闹上美国国会、参议院、最高大法庭。它的本意是缝合波士顿的一道伤口，然而手术不甚成功，感染发炎不断——坍塌、渗漏，使用不达标的建筑材料、工程严重超预算，“大隧道”成为包括《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在内全国大小报章声讨的对象。若问波士顿市民的意见，他们会不无揶揄地说，想走这条路，最好备一条橡皮筏子。 然而，“大隧道”是一个既定事实。美国探索频道《技术无极限（Extreme engineering）》节目将其称为世界工程史的奇迹。作为一个城市规划案例，它是“还城市于人民”理想的曲折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