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几耙犁

南方周末　  　2006-11-23 14:46:35

　　“在技术超卓的时代，我们有太多利器去轻易改变一个城市，而面对中国城市的巨大变迁，我们仍希望这是城市生命自我演变的过程。”这是11月4日，望周刊杂志社、清华大学和易道公司主办的城市规划论坛的主题。
　　前麻省路政管理局主席马修·阿莫瑞乐带来的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用技术利器改变城市的案例———波士顿滨海高速公路改造。这条以近150亿美元身价荣膺“美国历史上最大公共工程”的地下高速公路，就工程规模而言，被人称作“大隧道(Big　Dig)”，可以跟巴拿马运河、阿拉斯加地下输油管线、胡佛水库相提并论。
　　然而，在有全国若干城市规划官员、学者、英美同行参与的这个论坛上，“美国最大”并不十分吸引眼球———对中国来说，它并不是最大。
　　中国天津“海河复兴计划”有一个缩写G.D.P———The　Golden　Dragon　Project(“金龙起舞”计划)，投资1800亿人民币，与三峡工程预算不相上下，都超过了波士顿的150亿美元。按照天津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秦川的规划构想，全长72公里的天津母亲河两岸将被改造，预计20年完工。改造项目包括“传统文化商贸区”、“都市休闲娱乐区”、“中央商务区”和“智慧城”。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赵燕青把规划局前停的小汽车的数量看作中国经济的晴雨表。“如果有一天大家发现规划局没人找了，中国经济肯定在下滑。”但现在，规划局的生意好得很，而且规划的区域越来越大，从一条街道、一个小区扩展到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塘。
　　上海规划局副局长汤志平列举的以福禄寿三星造型作为高层建筑外立面的“本土经验”引发与会者很多笑声。从1949年到现在，他所在的城市上海建造了6亿平方米的建筑，差不多等于10到15个老上海。从1993年起，几乎每一天，这个城市的中心地带都有一座8层以上的建筑拔地而起。这个城市近10年的建设量与香港50年来的建设量相仿佛。“市场太好。设计师来不及细想，就大量拷贝。”汤志平说。

　　秋悦，80×100，2005年

　　天空中流动着微妙的光影，像一只熟透了的柠檬。秋天把远处的雁荡山点染成黛青、赤红、浓紫、墨绿吞吐着的一团。山脚下稻浪翻滚。矮小如豆的农民正弯腰收割，白衬衣像鼓起的风帆。
　　这是陈天龙笔下的温州。11月19日，71岁的温州油画家陈天龙在中国美术馆展出他画了40余年的家乡郊野景象。画展的名字是“心象空间”。
　　与陈天龙年纪相仿佛的德语文学专家、浙江人叶廷芳先生说，陈天龙的画让他想起了“小时候普遍见到的，永远值得回忆的景象”。

已经和小溪和平共处的将近一个月。准妈初期的种种反应他（她）已经让我尝了个遍。恶心、流鼻血、腹痛、腹胀、烦躁……正放着齐豫大妈唱的歌谣，用来跟他（她）讲和。下午阳光特别好，带小溪去散步。干枯的梧桐叶子卷缩在蓝天下，柳树不愧是金柳。总之，秋天有本事让人见识黄色可以何其纯净。心情很好，后悔没带本童话书，譬如The Wind  In The Willows，该多好。

我是沙中土命，五行缺水。小溪爸是大溪水命，我决定再来条小溪，爷俩环绕着我，哗啦哗啦地唱歌，让我再不会在半夜渴醒。

小溪的偷袭让我们措手不及。小溪爸花了三四天的时间才勉强接受了这个事实。那天，在送我去采访的路上，他眨着小圆眼睛认真地说，好像做出了很大的牺牲：我想通了，咱们要这个小孩吧，像大多数人那样，从此过平淡生活。

我诧异得差点从车座上掉下来。生活还不够平淡吗？原来你想过跟大多数人不一样的生活？

是啊。四处去玩，吃很多好东西。

今天是记者节，竟在这个名不见经传的节日里收到若干条短信祝福。兔子弄来一盆假模假式的花：

 

CCTV1搞了个专门节目，我只瞄到一个片花，各路同行用“现场”、“真实”之类的字眼表达他们的新闻理想。

傍晚，在MSN上，T和N先后说起三莲的事儿。据传，给悔过自新的机会，一个月后，以“文莲”的名字在江湖上重新来过。还好，不是“妇莲”或“残莲”

上周的今天通过路考，今天拿到了驾照。是为之记。

10月份几乎都被我用来学车了，基本没怎么干活。原因很多，首先小脑迟钝，担心如果不用心学车会学不会。然后，在不明就里的情况下报了一个快班，必须一个月学完，缺勤时间不能顺延的那种。其次，黄金周过得太累了，秋收冬藏，何况“十月是我的生日”，不如给自己放个假，专心学开车。笨人无他法，只好用心一也。

每天戴着星星出门，戴着星星回家。挎包里放着水壶、书、屁垫、若干杂物。很好很好的季节，阳光直率清爽，一点也不毒烈。泡上一天，有时候摸一个小时车，有时候摸两个小时，其余时间看书、跟几位同门聊天。阳光透过树梢、撒在身上、脸上，还是很惬意的。

几本中医的书，天天被揣进包里，磨毛了边。有时候看得很受用，暗下恒心打算从此向医，以俺的感悟能力，搞不好可以混成半个郎中，至少对自己的身体机能熟门熟路。

师傅姓娄。她像一座山一样，脸色蜡黄，上体粗壮，那是因为消化系统功能欠佳，而且工作性质又得天天坐着。我手忙脚乱地鼓捣游离地时候，她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打瞌睡、发短信。实在看不下去了，就用细若游丝的声音提醒一两句。

她擅长暗示我们向她行贿。不过后来我们都学会了装傻，那么她也无计可施。

关于驾校，有工夫的时候还要好好追忆两笔。

晚上接到初一同学福成的电话，说明天是记者节，祝俺节日快乐。

上一次看到福成是十一的时候参加同学聚会。我惊异地发现以前的瘦长条脸变成了标准的烧饼脸，像气吹起来的。这家伙呆了没有五分钟就要拔腿告辞，说媳妇要生了，刚才来电话说肚子疼。

彼时，我正跟其他同学蹲在槐树底下聊天，还没等欠起身，他已经开着他的那辆出租车没影了。

那次看到很多十几年没见过的同学。乔志忠在村办小煤窑工作的时候，被机器切断了大拇指，现在是大队的会计；郝东升在大角开小杂货铺，春节买鞭炮、冬天买煤、夏天买西瓜，什么赚钱干什么。很多人是孩子他爹他妈了。 吃西瓜的时候，杨志国的小家伙知道挑最大的一块。郑海舰俨然是一方青年才俊企业家，男生们从他口袋里搜出若干张阔人俱乐部的会员卡。

一切让我觉得很亲切。非常非常地舒服妥贴。因为那个小镇是我们共同的起点，一群奔三张的人，在世俗的打拼生活中几乎没有交集，但我们共享一段记忆。

 

“你可以信基督教，我可以信儒教，他可以信伊斯兰，就像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从逻辑上怎么能够断定爱吃萝卜的人和爱吃青菜的人一定得打起来？如果发生冲突，一定是因为吃萝卜的要把萝卜强加给吃白菜的。比如说历史上的十字军东征。比如清初20年的流血事件，不是政治经济上的分歧，就是汉人能不能留头发。我能理解的文化冲突，归根结底是剥夺人们选择权利而产生的。只吃西餐的人和只吃中餐的人如果很难成为稳定夫妻，那他们完全可以成为邻居。我们凭什么强迫邻居只吃中餐或者西餐？”
　　———秦晖
　　　　
　　西式的嘉宾鲜花别在灰色或蓝色的中式大褂上，牛仔裤或西裤露在大褂下面，学者们一字排开，论题关涉传统文化。
　　9月15日，南方周末报系在京主办“中国传统文化和软力量暨第三届‘华人精英会’”。会场入口处，绘制孔子、孟子、荀子、鬼谷子等人肖像的仿古灯箱在两厢排开。白炽灯温暖的光线从浸油纸中透出来，纸上绘制的人物峨冠长襟、须发飘飘。西装革履的听众从这些老祖宗的画像前走过，带着几分新奇。
　　随着孔子学院陆续在全球落地，韩国《大长今》的收视率节节攀升，“和平崛起”成为国内国际的关注，美国国防部助理部长约瑟夫·奈尔于1990年提出的“软力量”成为曝光率越来越高的词汇。在为锻造软力量寻找资源的时候，人们不约而同地把搜寻的目光对准传统文化。
　　6位学者———清华大学教授秦晖，北京大学教授何怀宏，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雷颐、王炎，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康晓光和单少杰———在这个语境下坐到一起，给“软实力”开出各种各样的“药方”———语言、历史、制度、儒家、民族性……
　　“传统的阐释从来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基督徒之间的区别往往比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之间的区别还要大。”第一个发言的秦晖开宗明义地亮出这个观点。这本是个人之见，却无意中成为整场讨论的基调。
　　
　　千年传统到百年传统
　　北大哲学系教授何怀宏尝试对“今夕何夕”做出清晰界定，他把“传统”分为三个层次：千年传统、百年传统和十年传统。
　　“千年传统”是指中国在晚清遭遇西方之前的传统。其特点是漫长而稳定，人们的目光是回溯的，理想的社会在久远的夏商西周三代。
　　“百年传统”指中国在1901年到1990年代末开创的传统。这100年先“启蒙”、后“革命”、再“建设”，时代的脉搏加快，中国人回溯从前的循环历史观被“欢欣鼓舞的、直线性的进化史观”取代。
　　梁启超将这100年称为“过渡时代”。“过渡时代是希望的源泉，但也可能是一个恐怖时代，可能青黄不接、灾难、战火漫天。奔马想跑得快，可能停不下来，容易掉到山沟里。过渡时代国民可生可死，可蒸可煮。过渡时代要有英雄，英雄必须有军人之魄，政治家之魂。魂就是选择。梁启超虽然强调英雄的率先作用，但是同样强调要唤起多数人的主动性。他所梦、所思、所祈祷的不是独秀的英雄，而是芸芸众生平等的英雄。”何怀宏说，“所以，我把这100年称为‘动员的时代’，从启蒙、学运、工运一直到武装斗争，中间有内忧外患、入侵、抗争。”
　　“十年传统”，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传统。在何怀宏看来，三种传统各司其职。
　　“千年传统”在潜在而持久的文化价值和信仰层面影响今天；“百年传统”作为国家架构和政治观念发生作用；“十年传统”以一种令人目不暇接的方式改变着当下以经济活动为主体的日常生活。
　　中国人民大学的单少杰也主张从“千年传统”里开掘“软力量”的水源。单少杰的演讲是以“讲古”的方式开始的。“大家知道秦朝在中国古代是硬实力最强的朝代。整个国家是一座庄园，一支军队，但是它的软实力不行，缺乏民间组织，几乎没有民间社会。秦国历史名人偏科化，只有政治家、军事家，没有文学家、思想家，秦国的文才都来自关东六国，(秦国)最终又被关东六国移民所灭。”
　　“如果一个国家的软能力弱，硬能力再受重创，这个国家就会迅速衰败下去。如果一个国家硬能力突遭重创但软能力很强，这个国家往往能绝地逢生，比如二战后的日本和德国。”
　　单少杰认为“软力量”蕴含于民间社会和民族风尚中。精明能干且吃苦耐劳但是没有终极关怀的民族很难让人真正看得起，而终极关怀的塑造离不开“公正”
　　和“永恒”，“所谓‘人间公正’，就其基本层面而言，讲求人的行为与人的行为后果等质相报”，然而在有限的“此生”，对善恶的奖惩常常是不对应的。因此，不同的文明有不同的办法，有些民族的应对之计是宗教，中国人的应对之计是历史，所谓“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识字者自是好读史、好解史，不识字者也好听古、好讲古，好听那个既有忠良也有奸佞的古，好讲那个扬善弃恶的古。因此可以说，这种历史观不仅仅是一种专业意识，而且已泛化为一种文化精神，毋宁说是一种民族精神。”
　　由此引申出的结论是，篡改历史和抹煞历史是对民族精神的戕害。
　　
　　奉儒教为国教？
　　“中国近30年经济高速持续增长，像一个人长了很多肌肉。但是我们经济质量并不高——自有的知识产权、核心技术掌握不多，战略性控制权也不大，这就好比一个人的骨骼发育并不完善，甚至有软骨病。更严重的是，我们缺少自己的核心价值观、有感召力的生活方式和基本制度，这相当于一个没有灵魂的人，或者说处于精神分裂、六神无主的状态。从目前来看，中国继续长肉问题不大，用二三十年把骨骼发育出来也有可能，但真正成为思想健全的人，没有半个世纪是不可能的。”
　　康晓光是6位学者中最年轻的一个，他说话轻声慢语，然而，与他温和语速形成对比的是他或许有些急迫的观点。这位被称为“新儒生”的人民大学教授，曾于2003年在《战略与管理》杂志上发表《文化民族主义论纲》，提出“复兴儒教”的4项措施：儒学教育要进入正式学校教育体系；国家奉儒教为国教；儒教进入日常生活，有规范化的仪式、建筑、活动场所；通过非政府组织向海外传播儒教。
　　“有些说儒家坏话的人连儒家基本常识都不懂，就信口雌黄。有人反对读经，说读经妨碍中国发展；这种说法说不过去了，又说反对背(诵)，因为背没有用。那为什么我们要背英语？反对背说不过去了，又反对强制背……在读经这个问题上，不仅土地是国家利益，文化也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利益，文化沉沦和对自己文化蔑视、甚至是仇恨，是最可耻的事情。”在自由讨论阶段，康晓光说。
　　康晓光的话像投入湖心的石子，激起一串涟漪，场上响起噼里啪啦的掌声。这掌声引起与会的社科院研究员雷颐的不安。雷颐拿起他和康晓光面前圆桌上的话筒：“康先生把对儒家学术的选择归结为道德层面，认为如果不赞同儒家就是一种耻辱。这很能鼓舞听众，其他发言都没多少人拍手，讲到这些就有人拍手了。我认为，‘文化安全’和‘什么文化发展下去会危及什么’的口号发展下去是很危险的。‘文革’就是这么来的。”
　　本无意就“儒学”发言的单少杰也拿起话筒：“涉及在很多问题上，儒家很不光荣。儒家在明朝地位最高，干部知识化，中了进士才能当部级干部，但明朝恰恰是到处内乱，最多伪君子的时代。别叫儒家太沉重！现在好像一谈儒家，就需要它对社会负全责。”
　　
　　“反法之儒”两千年
　　1876年，出使英国的郭嵩焘在他的家乡湖南引来地震级的谴责。人还没走，“大字报”式的对联已经贴上了大门：“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士；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出使时，郭嵩焘58岁，须发皆白。比头发的颜色更不易改变的是这位翰林出身的前清知识分子的世界观。郭嵩焘不懂英语，然而他却为自己在英国看到的一切心悦诚服：法治社会“公理日伸”，基督教“劝人之善”，“乡绅公议政事，国王尊以崇礼”———完全就是儒家圣贤孜孜以求的“礼仪之邦”。
　　甲午战争之前，与郭嵩焘抱类似想法的清末知识分子不在少数。通过出使，或在五口通商中跟洋人打交道，以及阅读基督教会翻译的小册子，他们惊呼：一向号称听圣人言立国的中国其实已经“礼崩乐坏”了两千年。
　　随之而来的文化自卑感是前所未有的。用谭嗣同的话说，“两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两千年来的政治都是秦朝式的专制统治，两千年的学问都是以敦厚的儒学为表、以色厉内荏的法学为里的伪君子的学问。
　　以前，学界将这份自卑与自豪掺杂在一起的微妙心理归结为“坚船利炮，国将不国”。秦晖认为，这种解释回答不了一个最基本的疑问：同样面临着亡国，明末知识分子和清末知识分子的反应为何如此不同？如果要讲“亡国”，明代是真正的大厦已倾，而清朝只是丢了一些自己也搞不清楚状况的藩属，但明末知识分子在文化上对北方游牧民族充满鄙夷，清末的知识分子却对西夷真心服膺。
　　从这个疑问出发，秦晖认为，要想比较中国和西方的现代化道路至少要把目光回溯至秦代，借用***在1970年代的一句名言，“儒法斗争持续两千年”。
　　甲午战争之前，中国的儒家素有反对法家的传统。以夏商西周三代为理想社会的儒家，尝试维系“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道德体系和社会体系。在家庭内部，儿子尊敬父亲，父亲庇护儿子，双方的责任义务是对等的。扩展到恩主与门客、领主与属民、诸侯与皇帝，这种权利义务对等的关系不变。
　　但在法家看来，这种靠伦理纽带建立起来的小共同体关系对皇权统治是一种危害，法家主张所有“食君之禄”的人只对皇帝一个人负责。这一主张深得后世所有专制统治者之心。秦灭六国，建立大一统国家，法家的政治主张变为现实。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立起“儒表法里”的统治形态。
　　“从道不从君”的“纯儒(纯粹的儒家)”们对这样的政治现实从来都是深恶痛绝。秦晖将之定义为“反法之儒”。延续了两千年的“反法之儒”在清末突然遭遇西学，引起的心理地震与其说是恐慌不如说是终于找到“三代圣世”的现代样板的欣喜。郭嵩焘和谭嗣同都是此等纯儒的样板。他们主张学习“西体”(西方的政治制度)，谭嗣同甚至有一“极端”表述：倘使中国不学西体而强大起来，会把君主之祸推向全世界。
　　这股兼具复兴和革命色彩的“反法之儒”风潮被甲午战争迎头痛击。被东邻弹丸小国打败的刺激太强烈了，人们痛定思痛，萌发了向日本学习的念头。
　　而日本的“成功经验”恰恰是先在江户时代“脱儒入法”，法家理论与尔后自西方传入的自由主义形成互动，产生“明治维新”的怪胎。“当时人们理解的自由，主要是针对领主的自由，摆脱领主的束缚，然后把自己的一切交给天皇。”秦晖说。
　　“日本经验”在甲午战争之后经一波又一波知识分子的翻译介绍到中国，风气为之一变。章太炎写的《民独》一文是说明当时社会风气的一枚活化石。“他肯定秦始皇的一个理由就是所谓的自由个性。按照他的理论，个人自由必须依赖于大群而摆脱小群。这种话很多人都讲过，一直到后来的***。”秦晖说。
　　“中国既向西方学习了自由主义，也向西方学习了社会主义。但是中国人学自由主义是借助日本，中国人学社会主义，是借助俄国。从日本那里拐弯抹角学来的个人主义，变成了‘爹亲娘亲不如皇帝亲’。”
　　“在整个演讲中，我要说的是：对于中国的传统自始至终还有另外一种解释体系，那就是‘反法之儒’。”秦晖以这句话作为演讲的结语。

朱大可：粗鄙美学和粗鄙伦理学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郭小聪：所谓礼貌就是接受规则

葛剑雄：把文明礼仪和权益维护分开

 

乱丢垃圾、随地吐痰、擤鼻涕、上厕所不冲水，坐公交车抢座、排队加塞，大庭广众之下脱鞋脱袜、赤膊袒胸，吃自助餐时多拿多占，遇有纠纷大发脾气，恶语相向……这样的行为拼凑出的是一副怎样的形象？

这不是漫画家的讽刺小品，而是5万余名网民讨论的结果。9月22日，中央文明办和国家旅游局公布了从网络上征集来的“中国公民出国（境）旅游常见不文明行为”计10类，以上行为全部榜上有名。

 

周五参加了一个中国传统文化和软实力的“华人精英会”。与会者谈得更多的是传统文化作为一种软力量在国与国竞争中的应用。我不禁在想，除了这等“实用价值”，传统文化在唤起后代自发的喜爱、骄傲、服膺方面到底有多大的力量？

在接受传统文化感召方面，我是一个异数。古文是语文必修项目的中学时代以及作为一个中文系学生学习古典文学的时代，我对所谓传统文化的不以为意、甚至反感、厌恶基本上是自发的。所谓“自发”是指作为一个完全不关心家国天下，完全不面临“坚船利炮、国将不国”威胁的小屁孩的本能投射。

而且这种本能的反感不是因为我学习这些东西的能力比较差。对于学生时代的我来说，古文释义一类的东西与英文阅读或者完型填空之类的东西一样，基本是凭着天赋和经验可以手到擒来的。

在我看来，古典文学太过“浅薄”，有太多的才子佳人，风月无边。即便以健朗著称的唐代边塞诗人也无外乎是建功立业的豪情+离别愁绪和儿女情长。宋词更不用说，写一写脂粉、写写勾栏瓦肆、写一写歌姬村姑就被看成活泼的市民情趣，乃至资本主义和现代的萌芽。一句话，古典文学中显示出来的人生趣味太“入世了”，跟日常生活抱成一团，几乎没有任何高于具体生活的反思，即便有，显然也不够高级。

所以我不喜欢，这种不喜欢，就像我突然遭遇希腊神话、遭遇《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之后所萌发的喜欢一样，纯粹出于个人好恶。

至于古典哲学。课堂上讲的孔孟也实在让我对他们爱不起来。“这是道德说教和行为规范，不是哲学”现在还清晰地记得，大学的课堂上，我常常愤怒地这样想。上这种课，下课铃响的时候，我永远是第一个拎着书包闯出课堂的人，带着一腔的愤懑。

这些看法，在大学时代的尾巴上出现了转折。

我选了一门叫《西方思想史》的选修课。这课很怪，第一学期讲霍布斯、讲洛克、讲孟德斯鸠和康德，第二学期把中国古典哲学和西哲做对比。

第一学期的老师是彭钢。他是一个小精豆子式的人，头脑异常清晰，各派西哲学说在他脑子里融会贯通成一个整体，可随口引用一段“语录”，然后洋洋洒洒地讲开去，字字珠玑。那个学期，我在课桌兜里藏一本“红宝书”，一边憧憬着大洋彼岸的学术青年生活，一边听他串讲各派西哲学说，两厢津津有味。

第二学期的老师是方朝晖，安徽人，颇带夫子气。有一回上课，讲到自己打篮球打断了“腿子”，开心地兀自笑起来，憨态可掬，牙齿洁白，算盘珠一样的眼珠闪着狡黠得意的亮光，那一刻我觉得鲁迅的私塾蒙师好像又复活了，他并不刻板，夫子的外表下洋溢着一派天真得意。

方老师给我的最大启发是：儒学的本质是一套身体力行的生命体验，而不是一套条分缕析的教条。所谓，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把儒学纳入哲学，是哲学的不幸也是儒学的不幸。这完全是清末以降，五四之后，中国学问全盘西化的产物。西学的特征是分析、分科目，各个科目各司其职，以示其“现代”与“精准”。在这套学术体系下，中国已有的学术倘若不想灭种，就要想方设法装进西学划分的知识条块中。儒学哲学化就是这样的产物。

我觉得方老师的观点是我可以接受的，因为之前有感性的体验作为基础。

之前我刚刚看过两部让我难以忘怀的台湾电影《征婚启事》和《饮食男女》。

因为《征婚启事》，我跟尹鸿老师讨论为什么台湾更像记忆之中的中国，以至于很累很累的时候，我们愿意到台湾的电影中寻找一份乡愁。

因为《饮食男女》，我疑窦丛生：是不是只有在台湾那样传统的香火没有割断的地方，才能以“饮食那女”这样最“中国的”意象贴切地表达现代人的烦恼、感喟，而且不显得太形而下？

手头有一张弗兰克的《钢琴与小提琴A大调奏鸣曲》。封套背面写着这样的介绍：“……像是在黑夜中散发出高雅馥郁之香。这个录音似乎还没能全然透出这部作品的秀色，总有一股幽幽的清香还被严严实实地包裹在浓浓的夜中之中。也许，这正是这部作品本身所拥有的独特魅力。”

我因为这段话而买下这张碟，结果发现没上当。

在外行的耳朵听来，弗兰克的作品中还保留着两百年前巴赫作品的遗韵：同一旋律不加掩饰的回环重复，不断强化。与巴赫不同的是，主旋律的变奏更加丰富，而且在主旋律之外有更多层次的配衬旋律。

钢琴抛洒出一个个像珠子一样的零散音节，小提琴的琴弦织成一张缠绵的纱网，裹挟着离散的珠子，静静地向前奔涌而去。

不知道为什么，这音乐在我脑袋投下的映像是在旷野星空下开放的一株三色瑾。细嫩的茎上顶着单瓣的小花，虽然单薄，但开得很热烈，尽管寂静无声。

有些音乐，确实有单刀直入、沁人心脾的力量。对我来说，弗兰克的这首奏鸣曲，还有马斯奈的泰伊斯冥想曲，都属此列。

 

这个俺也喜欢。像契诃夫的戏剧一样静美。

早晨出门倒垃圾，发现信箱里躺着一份本报——这是《新京报》为了明年的征订，未雨绸缪的小恩小惠。

翻了翻，色彩浓烈的新疆野马保护区、村上春树、乡土中国、杜维明、《剥洋葱》首先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成功的文字很干净，也比较波澜不惊。村上、乡土中国、杜维明都是不错的题目，但是，看到终了，也就像是刚拨开了一层洋葱的干皮，还没摸到洋葱肉呢——那一瓣瓣的鳞茎、淡淡的甜里带着一股辛辣——这种奇妙的味道自始至终，没有尝到。

让我约略领会到文字之美的，是阅读版上林国华的《灵魂世界的装饰品 政治世界的缄默者》。一篇谈19世纪俄罗斯知识分子的文章。在普遍的感伤主义和过剩的泪水和喟叹中，大多数知识分子吧“自己民族的悲惨历史当成引人于沉沦的审美迷醉与道德怨恨”。

“这就是所谓的‘受苦的俄罗斯灵魂’，其实它不过十粗糙的斯拉夫民粹思想、东正教的末世论神权政治迷信，以及古老的日耳曼极端二元论的神秘神学的大杂烩。”

“‘俄罗斯灵魂’从‘受苦’中诞生，最后竟然以‘受苦’为崇高归宿，它滋养了一个没有‘政治文明’的民族，它蔑视‘服从’，也不获‘保护’，他津津乐道的是似是而非的‘精神自由’，却无往而不在身体和灵魂的枷锁之中……”

“从来没有哪个民族的文人像19世纪的民粹派俄罗斯文人那样，自以为体民众里延，而实际上却又离民众那么遥远……19世纪的俄罗斯是文化的俄罗斯：俄罗斯给了文化以昙花一现的生命，而文化却没有拯救慢慢苦难中的俄罗斯。俄罗斯文人的命运提示我们，文化可以妆点一个盛世中的国家，甚至可以陶醉一群贫乏无味的灵魂，但不能被用来救国度民，因为它自身不具备此等国民政治大业所需要的材质……”

——这是到目前为止，见识短浅的我所读到的、对19世纪俄罗斯文化最犀利、最合我心的论述。我终于明白了自己对那种泪水涟涟的伤感主义的嫌恶，到底有什么合法性依据。在读英文版的《罪与罚》，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于小公务员E.M.一家贫困、扭曲生活细致入微的描写起初让我非常受不了，现在我明白了其由来——他们是把贫困和罪恶当作美来欣赏的。

在天桥剧场，国家话剧院曾经借助契诃夫的〈没有父亲的人〉，把那种像弥天大雾一样笼罩在俄罗斯知识分子心头的忧郁、绝望，惟妙惟肖地传递出来。还有在同一个剧场，莫斯科剧场上演的像梦幻一样的〈樱桃园〉。那份弥漫了两百年的伤感至今是令俄罗斯人骄傲文化。其“流毒”不可谓不深。

而这份骄傲也并非如林国华所言，纯粹基于文人脆弱的白日梦。

俄罗斯人骄傲，那是因为这份挥之不去的伤感几乎成为他们的宿命——它给民族带来苦难和落后，但它同时也凝聚成为几代人的文化品格和世界观。一句话，它和俄罗斯是一体的。

假如……真的是这样……，这种骄傲是深沉的。

在短短三千字左右的篇幅中，林文在时空之间穿插跳荡。显然的，他把19世纪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命运当作知识分子群体命运的一种讽喻。有这样的前车之鉴，他自己的选择是“从来没有什么‘救国文化’，文化就是文化，灵魂世界的装饰品，政治世界的缄默者，他既出于必死之人，它自己也必将死去。凡以文为生者，都当如斯宾诺莎那样感知到命运所给予的平凡。”

这让我想起一副画面，在西南政法大学二门外的火锅店，我和费冰消巧遇她的老师赵明。想象之中，老被费冰消挂在嘴边的“恩师”赵明，应该是一个忠厚老者，结果完全不是。那是一个四十岁上下的中年人，脸圆胖，戴一副眼镜，头发乱纷纷地“中分”着，穿一件蜡染大背心和一条花格大短裤。在火锅腾起的氤氲里，正往锅里放着鸭架、绿菜和蘑菇。

赵老师是康德的信徒，他在写的文章是〈论人类永久之和平〉。

在烟火气那么旺的地方，他津津有味地研究着如此这般的终极问题。

赵明和林国华是同事。他们都是西南政法大学的老师。

这次重庆之行，让我服膺了一句大白话“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巴山蜀水变化无常的云雨间，在佛教和道教都比较昌盛的地方，在每天的生活即景中随时与“滚滚长江东逝水”不期而遇的人，是不是比严整的北方人更不受束缚地思考一些玄学、贼学、神学问题呢。

在长途车上看《天公不语对枯棋》，太淡了，怀疑这个姜鸣究竟是因为研究历史的功夫还是因为作为一个成功商人的身份获得那么多的赞誉与吹捧。

注意力一下子就被司机与售票员的闲谈扯了去。其实是司机一个人自顾自的讲述。司机很瘦，带着一幅大墨镜，面色柴黑，腮部陷进去，一说话牵动脸部肌肉像劈开的劈柴上的木丝。鬓角很长，略卷曲。

这个司机很面善，大概从我上高中时候起，就坐过他的车。

他讲的是一个叫马三的蟊贼的故事。听那意思是蟊贼口述给他的，所以他经常引用蟊贼的语录，以“他说”开头。

话说这个蟊贼每偷一个钱包就把里面的钱悉数掏出，然而把钱包扔在房顶上。“多好的钱包我也不要”，司机引述马三语录说。警察逮马三的时候，从他家房顶上搜下来的钱包装满了挎子警车的车斗。

蟊贼马三干的最大的一票活是在1980年代在广州白云宾馆入室抢劫一日本妇人。号称这一票惊动了外交部，是当时大小报争相报道的大要案。

“她一进宾馆我就盯上她了。”阅人无数的马三告诉司机。

马三一行五人的作案手段无疑是低劣的。敲门，日本女人一开门，5个人一拥而入，把女人按在椅子上，绑上，用胶布封上她的嘴。扯掉她身上的首饰，打开她的箱子，发现里头“整一箱子美元”。

“要不是老四，这案子破不了。”马三说。

一行人拎着箱子扬长而去，刚出宾馆门，老四觉得不过瘾，折回来，把日本女人强奸了。这还不算，更符合一个蟊贼品味的是，他把抢到的钻石项链放到西直门的地摊上托人寻价。这无疑是给火眼金睛的人民警察上眼药。

结果是哥儿五个被一网打尽。这马三和老二因为家里有人，开脱了。其余仨全吃了枪子儿。

又过了几年，马三在公共汽车上练手艺，栽在一个老太太手上。

这是一个外地老太太，又是，打她一上车，就被马三盯上了。“她一个老太太，身上也没那么多兜，有钱，肯定是放在人造革书包里。没坐两站地，这黑人造革书包就被马三弄到手里了。里头有79块钱，最大面值10元。

“他说，‘我要是当时就下车什么事都没有。当时不知道怎么想的’。”司机转述马三的话给售票员听。自始至终，售票员“嗯”都没有“嗯”一下，她显得对蟊贼的传奇故事一点都不好奇。

车又开了几站，外地老太太临下车之前下意识的检查了一下自己的人造革书包，发现钱包已经不翼而飞。当即坐在车厢地板上大哭。哭得所有人，甚至蟊贼马三，心里不大落忍。

马三又一次不知道是怎么想的，从79块里点出40，递给老太太。本意是模拟一下雷锋。

哪成想，老太太一把薅住他：“就是你偷的！”

“那时候还不像现在，车上的人真打你。拳打脚踢，一会就把我打趴下了，到了站，警察把我带走了。”马三告诉司机。

司机显然对蟊贼马三的故事很感兴趣，乐于听，也乐于传播。讲着讲着，他时常哈哈大笑起来，尽管一边的售票员毫无反应。

司机问过马三，你“出来”之后来练艺不？

不练了。练一回栽一回。

马三最近一次练艺是在作为某单位司机到河北兴隆出差的时候。

大概是他的车要装货，他要趁这功夫到不远处去办点事。办事地点走路不过十分钟，“当时不知道怎么想的”，毛贼瞅瞅左右，顺了一辆自行车。

“我刚骑上，就觉得车和人一晃悠，等反应过来我已经趴地上了。后背上踩了一只脚。”

马三被扭送到当地派出所，拘留了十几天。

“他妈的，外省市什么都不如北京，连监狱都不如北京。墙是土墙，犯人抠了好多窟窿。冬天北风就那么往里灌。”司机兴致勃勃地转述马三的话。

就是这么一个故事，不知道多少真多少假。作为途中的佐料，灌了一耳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