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几耙犁

因为父亲生病,在家里待了近一周，每天在厨房、菜场、病房或者三点之间的路上。有亲戚来探望、串门，兼作招待。

昨天，老家的远房本家来了，德柏和慧玲，我叫他们哥哥、嫂子。德柏是二妈的儿子，我小时候，二妈哄过我，尽管我对此毫无印象，因此落下“白眼狼”的称号。

直到我上小学，寒暑假经常被二妈接到老家，印象最深的是她家院里有一棵巨大的葡萄树，二妈说七月七，把耳朵贴在葡萄架下的地上能听到牛郎和织女说话，但是时间必须掐准，八成还要放一盆水在耳朵旁边，让月亮刚刚好圆满的漾满水面之类的附加条件。

印象还深的是二妈家每天只吃两顿饭。当时正在尝试夏令时。我因为突然调时间，错过了动画片恨死了夏令时，但是，我绝对认为二妈家只吃两顿饭是个聪明办法，省了粮食，而且腾出很多工夫，吃第一顿饭之前，已经干了一片活了。

任何在我看来一点都不好吃的饭，他们都吃得有滋有味，所以我也跟着胃口大开。

二妈上哪儿都嘟噜着我，燕姐、黑子哥下班的时候，带着我逗院子里的黄狗。

二妈家的生活让我眼界大开，但是我在二妈家呆不长，没几天就会怀念峪口中学的大操场，小孩们可以拿杨树条扑捉白粉蝶或者在草地里趟来趟去地逮蚂蚱。晚上，院子里点一盏白炽灯，大人们分几个桌子打扑克，小孩在灯影子底下手舞足蹈地追迷藏。

有一回，我想回峪口中学但是他们不让。我就趁着他们不注意，偷偷溜走了。我穿着黄格子的小短袖、竹布短裤，从中桥出发，一口气走了八里路，走到峪口中学。中间经过菜坨村外一大片杨树林子，还经过峪口镇最热闹繁华车来车往的大角。我刚到家，燕姐骑车带着二妈随后就到了。她们急得不行。直怕我让“拍花子的（拐卖小孩的）”给拍走。估计也气得不行，但是当着我爸妈也不好数落我。

总之，我对故乡的点滴记忆都是在二妈家积累下来的。我还记得，二妈梳着齐耳的短发，用若干根黑卡子抿在耳朵后头。她很瘦小，眼窝深陷，会热乎人会张罗事。身体不好，经常拉痢疾……

现在，二妈的大儿子德柏和他媳妇坐在我家客厅里。德柏是队的司机。惠铃是赤脚医生。这次他们来，是因为他们的儿子考上了弟弟教书的高中

他们一心想要儿子，不惜超生，如今这个费尽心机省下来的儿子已经是1米75的半大小伙子了，穿着一身红色的运动背心和短裤，据说天天打篮球。

上回兔子拉着爸妈还有我回中桥老家。我们一亩地大的院子和老宅现在已经是别人的家了。我们院子外头的水塘也被填平了，变成了宅基地。以前，在我小的时候，这个水塘的周围开满野花，浅水湾里长着茂密的芦苇，到端午节的时候，可以变成香喷喷的粽子叶。

村子里正在修水泥路。已经修的差不多了，单剩下德松和他弟弟德柏（二黑、黑子）家门口的一段没修。有一个乡亲告诉爸妈，那是因为两兄弟在打架。

这回，我妈就问德柏和惠玲为什么打架。惠玲气愤地说，德松的媳妇小秦让德柏把他家的厕所拆了。因为这个厕所恰好对着她家的大门，坏了她家的风水，以至于她儿子什么都考不上。

德柏两口子哪里是省油的灯，你让我拆我就拆？美得你不轻！我这厕所盖了不是一年两年了，盖的时候你怎么不吱声？再说我们这厕所也不臭，我们这厕所是冲水的……

惠玲口才很好。声情并茂，语速极快。即便搁到电影里头，也是一个上好的刁妇。我在一边听得趣味盎然。

这是乡村生活重要的一面。跟刘绍棠写的《蒲柳人家》很不一样。

 

 

昨天去看大戏节的开幕式和首场演出。濮存昕们被请来做嘉宾。濮存昕穿着大戏节的白T-shirt，发言的时候他把T-shirt胸前印着“2006年大学生戏剧节”的那块揪起来，小角度地悬着身子，“秀”给观众和镁光灯，跟着，他一个利落的转身，展示身后印着的“大”字。

昨天在MSN上问两个朋友：有没有想过，找个宗教皈依一下。得到两个截然相反的答案。

我们很容易看出来文化大革命是一个没个性的群众行为，但我们为什么看不出来现在这种唯GDP的生活方式也是一样的？集体出国留学，集体民族主义，这些都是同一个层面上的事情。谁也不比谁高明很多。

7月中到8月初，北京东方先锋小剧场的入口处矗立着一块海报展板：团脸、卷发、脖子上挂着一块白纸板的张广天被一伙义愤填膺状的年轻人五花大绑地按住。张广天向上翻着眼睛，看海报的你的视线却不由自主地滑落在他胸前的纸板上。

那上面写着——“张广天问：圆明园到底是谁毁的？？？”，其中张广天的名字上画了一个大叉。

问题问得直白，或许还有明知故问的嫌疑，回答起来却大费周章。

　　1982年，11岁的李曦在重庆长江大桥上晨跑，他穿着鲜红的运动服，跑在宽阔的桥面中央———在《话说长江》的镜头下，这座公路桥上，一辆车都没有。
　　在《话说长江》里，李曦没有名字。晨跑、少年、红彤彤的朝阳、新落成的大桥———这些信息集合在一起，已足够完成任务，名字是多余的。
　　1990年代，纪录片工作者吴文光曾这样评价被誉为“时代里程碑”的《话说长江》：你看了20多集，能记住一个人吗？
　　两年前，《再说长江》开拍时，剧组把当年在《话说长江》里一晃而过的脸定格成100多张照片发表在沿江省市的晚报上，以《你是谁？你在哪里？》为标题“真情寻找”，最后找到李曦等4人。这些两度被国家电视台记录成影像的人，不约而同地用“激动”表达他们的心情。
　　

柴静的调查记者生涯是从2003年的喀什地震开始的。那是她第一次绕到新闻背后去看究竟。

事情的起因是一则简短的消息：灾后，希望小学开学。百十家媒体的镁光灯记录了同样的场景：小孩从废墟中把书包拖出来，拍拍上面的土，升国旗，上课。

报道完成，大家四散，柴静却觉得不安。

第二天，她碰到希望小学的两个小孩，光着脚抱在一起在路边烤火，他们是一对孪生兄弟。柴静让小孩带她去他们家看看，小孩把她带到一片空地上，“家”已经成为一片废墟，被子铺在地上，是湿的，柴静用手一摸，上面全是沙子。两块大石头上架着一个水壶，水在一个积雨水的沟里，用壶底把水面上的落叶划开，用壶装水，带回来烧。

“之前我得到的是去拍希望小学升旗的消息。这是所有人都获知的新闻，但在新闻的背后是些小孩，仍然没有基本的生活保障，还要去上学。这就是差异。”柴静说。

喀什之后，调入〈新闻调查〉的柴静主动请缨，请来的第一单活是“非典”。她似乎对灾难的题材着迷，尽管近距离的记录死亡也会让她觉得恐慌，“但恐慌比无知好。恐惧会让人类肾上腺素分泌，有防御的本能。”

2006年旧历年假之前，刚过30岁生日的柴静向她所在的〈新闻调查〉栏目递交了第一张报题单（按〈新闻调查〉的惯例，记者没有报题的义务），柴静希望用这个动作让领导明白：这个题，她非做不可，这是她在旧历春节将至的时候最大的心愿。

这个非做不可的题是半年之后的唐山大地三十周年震祭。

今年一月，唐山籍作家张庆州出版了〈唐山启示录〉，1986年，作家钱钢出版了〈唐山大地震〉。两本书摆在那里，三十年前的唐山并没有给今天的人们留下太多的悬案。柴静在唐山能调查到什么呢？

64岁的马梅芳在A4纸上，用框线和箭头线画了一张“拆迁强制执行流程图”。这张图上的任何一个节点，对她来说都是一串委屈气愤和一番辛苦奔波。

“好像我有这个房产，就有罪似的。”马梅芳对记者说。

“外地朋友到常州来，要我接待。他说人造景观他不看，娱乐场所不要看，已经动过手术的假古董不要看，那我说我没地方带你去。”常州人陈望桥无奈地摊摊手，他身边的另外几位常州人以自嘲的笑声作为伴奏。

 93岁的吴国梁坐在位于常州市前北岸74号的自家门前。他身后是一爿老屋，眼前是一片瓦砾。

    吴老爷子是“苏东坡的信徒”。53年前，他因仰慕苏东坡的文采风流买下身后的老屋——那是苏东坡的终老地“藤花旧馆”的一部分。

    从1980年代开始，就有不少人打这座临街老屋的主意，有人想以22万买去当店面房，有人以市中心的两套大居室住宅作为交换筹码，这些都被吴国梁拒绝了。在一波又一波的装修潮里，老屋没动过一片瓦、一根窗棂。

    82岁那年，老人颤颤巍巍地爬上梯子，用毛笔在门楣上写下“亦坡居”——“亦”是象形的写法：一个屋檐之下，一个“人”走在另一个“人”身后。迟暮老人的不眠之夜里，苏东坡的《赤壁赋》和“明月夜，短松冈……十年生死两茫茫”是吴国梁默数的绵羊。他从没想过，自己与苏东坡几十年的神交默契和有房契为证的房产会有化作一片瓦砾的危险。

    85岁的赵争把自己位于常州市前北岸7号不足二十平方的房子腾出来，为八世祖赵翼（清朝诗人，写下“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的诗句，与袁枚、蒋士铨并称“江右三大家”）办了一间纪念馆。现在，这个纪念馆里已经看不到像样的展品，小偷在墙上凿了一个洞，能拿走的东西都拿走了。

    前后北岸在常州2500年的文明史中是一个奇迹般的存在。仅在明末清初，这爿为顾塘溪和白云溪所夹，总面积不超过4公顷的狭长三角州上就出了４名状元、２名榜眼、２名探花，他们中的很多人不是乏味的官僚，而是性灵的诗人。他们的府邸枕河而建，黛瓦粉墙鳞次栉比，从顾塘溪始到白云溪止，人们说，“半湾都是诗人屋”。

    一纸拆迁令的到来，让这条素有“常州文脉”之称，1987年被确立为“常州历史文化保护区”，1996年为常州赢得“省级历史文化名城”称号的老街，变成了瓦砾遍地、垃圾成堆、小偷出没，电线和电话线三天两头被剪断的地方。

跟一般的话剧舞台相比，《枣树》的舞台素净得近乎于“寒碜”。

白色的无纺布蒙在大小高矮不等的铁架子上，错落地摆成山墙、门楼、小平房，乃至一个北京大杂院。各家各户门口要么堆着缺了腿的桌子、板凳，要么堆着一堆废纸箱子，有些东西上头还宝贝似的苫着一块油布。院里有一个砖头砌的自来水池子，拧开铸铁龙头，水就哗哗地流出来。投影仪洒下满院树荫——那是一棵看不见的枣树。

下午要去要去会一个先锋导演的先疯戏剧，对于多多少少有点古典趣味的我来说，可以预见的，下午的活动不会是多大的收获，更像一种责任，职业要求，装也要装得好奇一点点。随便baidu了一下该人该剧，完全的不知所云。为此，整个上午心绪不宁。可见我的心态多么容易失衡。

想跟谁交流交流，就看一些熟人、半熟人的博客。

读到某前辈才女的博，发现特立独行如她者，也会对自己的小情趣、小感慨那么地锱铢必较，敝帚自珍。想起朴树的歌词，“我们都是很那个的动物”。是的，每个人都有一个很小很小的核。这个很小很小的核，让我看不起别人也看不起自己。可我又知道，没有这个核的人，就是没有人味的人。

或多或少，我是一个像空气一样淡而无味的人。

想起一封信。一个少年站在自家阳台上看楼下的大院。那是他童年玩耍之地。杂草从里伫立的双杠，水泥乒乓球台，铸铁的井盖。在黄昏的静谧中，伙伴们奶声奶气或者瓮声瓮气地声音在他耳边回响“能玩吗？”“**，下来！”他们在井盖上“咚咚”地跳，玩“全国人民大解放”或者名叫“占铁为家”的游戏。

他在阳台上浮想联翩。可在一霎那间，发散开去的思维箭头又反向凝聚在此时此刻地自己身上：楼下跑来跑去的欢快的小男孩变成了今天这个独自站在阳台上发愣的少年。

快十年了，我总能想起这封信。每回想起，都是在一种不可救药的怀旧情绪中。偶尔在下雨天，或者在暮色渐渐四合的时候，我坠入到这样的情绪中。思念之情被布谷鸟的叫声点缀得有声有色，但却说不清楚到底在思念什么。

“当清晨你推开窗，扑面而来的已不是那清新沁人的略带雾气的草香，而变成一股掺杂着烟香、女人香、汽油香的怪味时，你会感到，这世界已经越来越让你看不明白了。”

在青草香变为更具诱惑力的烟香、女人香和汽油香的时候，我是一个恒定的坐标，永远在那里，永远怀抱着一些跟外界无关，因而也就不会随着什么而改变的奇怪感触和想法。对随着世道瞬息万变的少年伙伴来说，我是推开窗户就能看到的后园。

从那时开始，我就是一个落伍的人，直到今天，固执生活在自己的堡垒里。

南方周末　  　2006-06-01 16:37:41

作为一部“戏剧机器”，《一仆二主》几乎把巧合、复仇、爱情……等戏剧母题一网打尽

昨天晚上看章诒和写马连良和尚小云的两篇文章。她流丽典雅的文风在这两篇文章里逊色不少，表面上是记述他人生平，吟咏别人的荣辱沉浮，但我却隐隐觉得，所谓“韶光已逝”，悲的不仅是别人，更是自己。

章诒和说，“中国文化传统与革新之间的断裂，在戏曲舞台和艺人命运的身上是看得再清楚不过了。”——所谓的断裂到底是怎样一种断裂，用“自说自话”的形式，恐怕是最昭然若揭的：

“2004年，拙作《一阵风，留下了千古绝唱》在大陆、香港、台湾先后刊出后，尚小云的幼子尚长荣从上海打来电话。他说：“你写的不光是马先生（连良），你写的是他们那一代。其中也包括我父亲。“——我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从七所宅院，万贯家财到三只碗，六根筷，这也是翻身？

这泪流得蹊跷，纵令算不上前言不搭后语，其中想必也隔着一步只有作者自己才理得清其中况味的逻辑跳跃。暂且不论吧，这确是一个齐生生的断裂：优裕的物质生活灰飞烟灭。

“他们可以像做戏一样摆出革命的面容给领导看，却不可能把骨子里的东西抠出来扔掉。那种对一餐饭、一杯茶的美感陶醉，对一炉香、一块玉的摸索把玩，对俗常享受基金挑剔的景致，对内心欲念不屑于节制的逸乐，以及对人性弱点与人类缺陷的宽容等等，既成为渗透于衣食住行的文化优越感，又是作为一个人的具体生存形态。它习焉不察，却无所不在……”

这次断裂的是生活方式。但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活方式吗？中国传统文化就是贵族和有闲阶层的生活方式？

“‘……党不仅要领导政治，而且还要领导艺术。’艺人比其他行业的人更敏感于异质文化的魅影，面对现代戏——这种革命文化咄咄逼人的势头，包括马连良在内的艺人，别无良策，不能招架，更无还手之力，故不能不变通、退让、投降。他们是优雅的群体，也是萎落的优雅，并终将带着惶恐、悲怆、软弱的殉道姿态，结束优雅。”

此处，“艺术断裂”。革命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差异对于一个关心眼风、唱腔、身段的艺人来说，真的大到了要以身殉之的地步了吗？在我看来，传统戏和现代戏就像福贵的老婆给他做的那四道菜，“做得各不相同，可吃到下面都是一块差不多大小的猪肉”——无论怎样花枝招展的故事，藏在里面的都是道德训令，只不过以前是忠君忠父忠夫，现在是忠于党。说到底，不可弥合之处不在于载谁的道，做戏的人要的是有人欣赏，有人捧。没了这些东西，对他们来说才是最大的失意。

马连良在排演《杜鹃山》的时候怒斥徒弟李慕良，排练中的言语不合只是引子，根子还是“你到家里连师娘都不叫”。

艺人在样板戏座谈会上纷纷表“革命”的态，批判传统戏，要求降低自己的薪水，章诒和说,“平素讲究吃喝穿戴的演员，哪一个不祥多挣多花。这种渴望‘脱胎换骨’有唯恐不得的痛苦要求，对于老于世故的艺人来说，未尝不是一种自我克制，自我警惕和自我保护。要想平静地生活吗？就必须顺从，顺势。形势比人强。何况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作权利只给那些受到官方认可和赞许的人。谁顺从的好，谁就会受到重用。舞台就是名利场，那个演员不想被重用？于是，大家就玩着弧线亵渎，自我作践的游戏。”——“亵渎”和“作践”恰能传达作者的心态。她所敬仰的艺术是需要在1950年代的工资标准里用千余元供着，用瑞蚨祥的绸缎，用名厨料理，用别克汽车和雪佛兰汽车养着的。

说到底，从上述引文所见，章诒和所谓的中国文化传统是这样一种传统；以优裕的物质生活条件为基础，对有闲的世俗生活种种细节的不倦追求，并且她强调，这种文化是她所出身的那个高贵的阶级缔造涵养的。她引述勒庞的话：“创造和引导文明的，历来是少数只是贵族而不是群体，群体只有强大的破坏力。”

我对这话存疑。

赖声川对上述“中国文化传统”有一个形象而精准的概括，那就是《千禧夜我们来说相声》里头的贝勒爷——一个吃饭不为管饱，喝茶不为解渴，只为了美的主儿，站在空无一物的老戏台上，他听得见锣鼓点子和“咚咚”的足音，数得出某年月日上演的精妙堂会以及梨园行里的种种人生起伏。他指甲留得老长，提笼架鸟，走到哪儿前有打伞的，后有搬凳子拿痰盂的。若论情趣，玉器字画古玩，石榴树、胖狗、蛐蛐罐子，鸟笼子，他样样玩得精，可以长篇大套地谈。可除了这点情趣，他百无一用。八国联军杀进北京城，他挑着一幅沉甸甸的古董架子仓皇出逃。多么精妙，挑着古董架子逃——这正是被章诒和称许、悼念的“中国文化传统”与异质文化狭路相逢时候仓皇面目的真实写照。

如此这般的中国文化传统即便全须全尾地保留下来又能如何？它能让中国人硬朗地站着？它能创造财富，创造健全的制度、法律和社会？

说到底，章诒和所谓的“中国文化传统”只是一种享乐文化，它只该呆在它自己的一隅——它的作用是让我们的生活有情趣。

如果这种文化没有中断，今天的中国人不至于让那些在中国的心脏造蛋的建筑师们一边大把大把拿银子，一边背地里嘲笑中国人“没有品味，不知道什么是美什么是丑，什么东西都不会让他们感到震惊。”

如果这种文化没有中断，轮不到左一拨右一拨外国人到中国来教中国人什么叫品味。

如果这种文化没有中断，在其本土目标顾客为缺少积蓄的年轻人的宜家不会在中国的小资中拥有那么多的拥趸。

“江山是男人和女人一起打下来的”，拍完文献纪录片《忠贞》，这话一直盘旋在姚言的脑子里。

《忠贞》历时7年完成，因其主角的特殊身份——“开国元勋的夫人们”，目前，这个于半年前拿到广电总局“通过令”的纪录片还在等待“播出顺序”—— 哪位夫人放在哪位夫人之前——的确定。

这让姚言觉得“不好跟老妈妈们交待”。7年前，这些老妈妈对她来说是红墙里的神秘人物。7年当中，从人物简历式的拍摄大纲，到远机位的跟拍，到面对面的采访，神秘的“夫人”变成了“光美妈妈”、“薛明妈妈”……

姚言一直记得她带张闻天夫人刘英在天津洋货市场的“探险”。

那年，曾被***戏称为“娘娘”的刘英94岁，距离尼姆-威尔斯在《续西行漫记》里将她比作“春天的知更鸟”，惊叹身材矮小的她“在长征途中没有被大风吹走，居然也到了延安”已逾半个多世纪。

老姐妹中有人去过洋货市场，回来讲的见闻让刘英心生好奇。刘英的秘书问姚言：老太太特别想去天津的洋货市场看看，但又不想惊动别人，你能安排吗？姚言通过在天津做生意的朋友为刘英安排了一次私人出游，“老太太玩得可开心了，还自己选了两件衬衣。”

“我脑子里经常出现一幅画面，她们丈夫的肩膀上扛着整个国家，她们的肩膀上扛着她们的丈夫。”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姚言总是用“太不容易了”形容那些肩上扛着如此重任，却没有被压倒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