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几耙犁

“我们想了解中国。”美国报业编辑协会主席瑞克·罗德里格斯说。3月12日，应中国外交部的邀请，在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协助下，罗德里格斯和该协会的16名会员来到中国。国务委员唐家璇、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北京市市长王岐山等官员分别接见了代表团“这是协会在最近10年甚至20年组织的最有号召力的活动。”罗德里格斯说，本来有50人报名参加协会成立28年来的首次访华活动，但因为“最近美国报纸在很多领域出现了困难的局面”，很多人因为经费问题中途退出了。
　　罗德里格斯的正职是《萨克拉门托蜜蜂报》执行总编辑。他是拉美移民的后裔，父亲曾是收集废品的工人，而他本人为了筹集学费，也曾在市场上卖爆米花。
　　

1998年，个人博客网站“德拉吉报道”率先捅出莱温斯基丑闻；2001年，“9·11”事件使得博客成为重要的新闻之源，而步入主流；2003年6月，《纽约时报》执行主编和总编辑因“博客”揭开的真相而下台，引爆了新闻媒体史上最大的丑闻之一……
　　现在，在美国国内的政治生活中，博客扮演的角色越发引人关注。不同于那些有着自身意识形态并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主流媒体，基于最普通民众意志体现的博客，对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生活有着个人化的表达，这不仅加大了美国政府进行新闻控制的成本，也使长期与传统媒体打交道的白宫无所适从，焦头烂额。
　　美国博客就爱揭黑幕
　　在博客的故乡美国，博客们的生活如何？记者通过了解发现，他们很活跃，他们爱讲政治，他们在美国社会的影响力日渐增长，也在改变着美国的媒体。
　　写情爱日记遭开除
　　美国英语里有个新词叫“dooce”，意思是说，某个人因为自己的博客而被单位开除。一个名叫阿姆斯特朗的博客因2002年在其个人网页dooce.com上描述自己的工作和同事而被炒了鱿鱼。但是她由此也为美国英语做了贡献——创造了一个新词：dooce。如果说某人因博客被公司开除，就可以说“某人被dooced掉了”。
　　当然，美国被dooced掉的博客网民不止阿姆斯特朗一人。2004年10月，一名航空公司的空姐因为在自己的博客上粘贴了一副照片而被开除。照片上的她身着航空制服站在一架空荡荡的飞机上。结果，公司以她滥用制服为由将她辞退。她现在的博客也转而改名为：被开除的空中服务员日记。
　　国会山里的“木子美”
　　在美国，被自己单位dooced掉的博客很多，其中最著名的要数“华盛顿宝贝”（被称为美国的木子美）。“华盛顿宝贝”真名叫杰西卡·卡特勒，是国会山一名参议员的助手，是一位莱温斯基式的实习生。卡特勒用这个令人浮想联翩的笔名在网上发表了一篇“日记”，里面全是她与她的6个“国会山情人”幽会场景的赤裸裸的描写。
　　她的博客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读者，于是议员决定解雇她。理由是她“不恰当地利用了”参议院的设备和工作时间，向互联网上传内容不妥的材料。在被解雇后的第二天，卡特勒就接受了《华盛顿邮报》的采访，她表示：“我写的所有一切都是真的……我的许多朋友比我有过之而无不及。”
　　知名媒体造假被揭发
　　美国博客的动静最近越闹越大，甚至连《纽约时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NN等媒体巨头也因一些博客的活动而形象受损。2003年5月，一名博客在其网站上刊登《纽约时报》内部人士的会议纪要和电子邮件，揭露记者杰森·布莱尔捏造新闻的事实，曝光《纽约时报》的造假内幕，使得该报总编辑雷恩斯被迫辞职。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著名电视节目“60分钟”的大牌主持人丹·拉瑟，也因博客对他的攻击而不得不宣布辞职。2004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布什总统进行连任努力，倾向民主党的主持人拉瑟在自己的节目里公布了4份据称是上世纪70年代布什服役时一位上司撰写的备忘录文件。文件指责布什在国民警卫队服役时成绩没有达到要求。但是这位上司却被人强迫篡改布什的飞行记录。
　　节目播出后的第二天，一个名叫约翰逊的博客首先对文件的真实性提出质疑。他将这些文件从网站下载后，重新在Word文件的标准格式下输入电脑。发现自己做出的文件和拉瑟宣布的所谓的30年前打字机打出来的文件完全相同，甚至每个细节都一模一样。
　　本能告诉约翰逊，这个文件有问题。于是他在自己的博客上提出质疑，并公布了自己的试验经过和结果。这篇文章登出后，迅速有数百人跟帖，有人提出要求拉瑟辞职，并呼吁网友们给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写信，要求他们把拉瑟从主持人的位置上赶下来。
　　博客们的影响力是如此巨大，他们的电子邮件产生了效果：哥伦比亚公司不得不向公众道歉，称拉瑟在有关布什总统服兵役记录的报道中做了“错误判断”，受到虚假资料的误导。不久，拉瑟就辞去了主持人的职位。
　　挑战传统媒体
　　对此案例，许多媒体观察人士指出，这也许是网络新闻和博客等新媒体挑战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的开始。与新媒体相比，传统媒体的速度相对比较慢。这不仅仅是技术原因，还因为传统媒体如果犯了错误，会道歉会有人辞职，而著名博客说错了，没关系，换个新帖子重新开始。
　　随着宽带网络的普及和技术门槛的降低，任何人只要有一台电脑就可以做一名新闻人报道某些主流媒体忽略的事件，或者撰写评论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有人说，其实早在德拉吉日记报道克林顿性丑闻事件时起，传统媒体一统天下的时代就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政治博客美国人最爱
　　《韦氏词典》将“博客”一词定义为：一个拥有在线个人日志的网站，它通常有日志者的言论、感思和超链网页。
　　尽管平均年龄只有“7岁”，但博客却已被视为一种前途无量的媒介：它的“出生率”高得惊人，仅在美国，“博客”人数就在以每天8万人之数稳定增长，目前已达1420万人。
　　伊战中崛起
　　博客在伊拉克战争中的表现尤为引人注目。在伊拉克战争打响之际，美国政府邀请了500多名各国记者编入美国军队中实施“嵌入式采访”，结果却几乎成为美国新闻史的“滑铁卢”。相反，博客却赢得了更多的尊敬和信任，在新闻史上写下了重重的一笔。
　　更令五角大楼头疼的是，博客在美军内部“如今成了一种越来越普遍的现象”，驻伊美军及其后方亲人、朋友通过互联网共同构成了驻伊美军的博客圈，这使得军方苦心经营的前线（负面）信息防范网漏洞百出。
　　爱上博客
　　最新的研究显示，美国人正成为废寝忘食的博客网民，2004年共有3200万美国人乐此不疲地爱上了博客,平均每天大约有10万篇博文更新，平均1秒多就诞生一个新博客。
　　某互联网研究公司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在2005年一季度里，大约有5千万美国人曾经登录过博客网站，平均每6个人中就有1个人浏览过博客网站。博客创建者以中年及年轻男性居多，大多收入较高，受过良好教育。他们当中70%的人家中都有高速上网条件，82%的人已经有至少6年网龄。
　　政治博客最流行
　　2005年8月，美国一个调查机构发布了《美国博客研究报告》。通过观测400个访问量最大的博客发现，在美国，政治博客最为流行，其次分别是生活博客、科技博客和女性博客。
　　博客对政治的影响力不可小觑。2002年，美国资深保守派参议员洛特因为发表种族歧视言论而备受博客们的攻击，最终洛特只好向公众道歉，并被迫放弃竞选参议院领袖一职。2004年总统大选期间，当时的民主党候选人之一霍华德·迪恩被主流媒体忽视，但是却靠自己的博客一夜成名。此后，许多无名小辈也纷纷加入博客行列，为不同的党派呐喊助威。
　　对白宫的新闻和公共关系官员来说，与博客打交道已成为新的课题。
　　在线日志变成攻击利器
　　面对目前数量巨大的博客群，《福布斯》杂志曾以题为《博客的攻击》的封面文章冷静而客观地批判了博客带来的种种坏处，对博客的影响力提出了质疑。文章指出，目前某些博客所弥漫的攻击性信息带有极大的负面性，背后存在一些动机不纯的造谣者，博客所引发出来的一系列负面社会问题值得更多人士反省与抨击。
　　文中称，博客最早只是个人的在线日志，但最终可能发展成为攻击对手的直接通道。目前，许多人把博客作为公司公关的工具。博客的威胁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一些公司将博客作为武器，发出对他们竞争对手不利的信息。网络纠纷事务律师布鲁斯·菲奇曼表示：“可以说，博客上50%~60%攻击性的信息都是来源于竞争者。”
　　微软、IBM等知名公司几乎都尝到了博客攻击的颜色。微软前不久因有人诽谤其客户贿赂而卷入丑闻。另一些公司虽然不是博客谣言的直接攻击目标，但也深受其害。
　　除了攻击竞争对手之外，也成为一些公司恣意炒作的工具，一家名为“环形”的上市公司去年在博客上谎称，即将推出一新品，利润将高达原产品的4倍，股价在短短半年就从每股2美元上升到每股8.5美元。
　　博客发展大事记
　　1997年
　　当年12月，Jorn Barger运行的“Robot WisdomWeblog”第一次使用weblog这个名字，博客诞生。
　　1998年
　　世界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了博客的力量。当年1月17日深夜，德拉吉在他的网站上发布了一条令人震惊的消息：“一个白宫实习生与美国总统有染。”德拉吉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报道克林顿和莱温斯基绯闻的人。
　　1999年
　　Peter Merholz以缩略词“blog”来命名博客，成为今天最常用的术语。
　　2001年
　　博客步入主流。在“9·11”事件发生后的几小时里，几乎所有的主要传统媒体网站都由于访问量过大而近乎瘫痪，就在这一关键时刻，博客挺身而出，以一个陌生的名字和网络地下世界进入了主流媒体的视野。
　　2002年
　　博客进入快速发展时期，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了博客当中。12月，美国参议院的多数党领袖洛特发表的一些言论被博客盯住，最终导致其辞职。
　　2003年
　　伊拉克战争使得传统媒体和互联网互相争锋，美国传统媒体公信力遭遇空前质疑，博客大获全胜。10月，布什的博客网站正式开通。
　　2004年至今
　　博客风靡全世界。
　　企业“招安”借博客大唱赞歌
　　据《纽约时报》3月7日报道，为了应对越来越多的批评声音，美国最大的零售连锁公司沃尔玛开始直接与网络“新贵”———博客进行合作，招募博客在网上为其声援，发动维护形象的公关战。
　　据报道，由于工资低下以及员工医疗待遇问题，沃尔玛最近在美国国内遭到前所未有的抨击。为了应对空前的批评并改善形象，沃尔玛正在将目光投向主流媒体之外，开始直接与博客们合作。
　　博客布赖恩·皮克莱尔最近在他的网页上发表了多个帖子，对政府采取法律行动迫使沃尔玛增加雇员医疗保险的做法进行抨击。他的言论看起来就像是沃尔玛官员自己撰写的那种自我辩护的文章；实际上也确实如此。博客皮克莱尔在解释他支持沃尔玛的帖子时就说，他是沃尔玛的常客，而且，他的岳母就在沃尔玛上班，待遇不错。
　　实际上，利用博客来塑造公共舆论的还有其他很多公司。美国通用公司在去年宣布一项重大投资计划之前，公司总裁首先会见了环境问题方面的知名博客，以赢取其支持。微软公司在去年推出其最新版Xbox游戏系统时，也利用了博客进行宣传促销。
　　不过，企业利用博客的公关战略引起了不少人的质疑：一向自诩独立的博客们到底应该在网上说什么、不说什么？这是个问题。

20年前，韦大军、谷大象和丁虹在北京广播学院上大学的时候，中央电视台和日本NHK电视台合拍的记录片《丝绸之路》是他们在专业课上必看的片子。

1980年代正值中日关系的蜜月期。NHK出资金、设备和主创人员，央视担当辅助角色，一行人是第一支走进丝路沿线茫茫大漠的摄制组，所到之处，享受开通铁路专线，乃至军车保驾的待遇。所有随行车辆的车头上都画着这样的标志：两只挽在一起的粗壮的手臂，左侧手臂下画着中国地图，右侧手臂下画着日本地图。在中国家庭还鲜有电视机的年代，拍摄于1980年代的《丝绸之路》被誉为当时纪录片制作的高峰。

当年的大学生韦大军对这部颠峰之作最直观的感受是：“拍丝绸之路这件事情本身就特别刺激，因为带有探险的性质。”

从2003年到2005年，韦大军和他的同事们扛着摄像机奔走于丝绸之路上。依旧是中央电视台和日本NHK电视台合拍，作为中方总导演的韦大军已经不再满足把丝路之行当作探险之旅。而对于一再被人们提起的“中日合拍”，韦大军甚至是反感的，“动不动就是‘中日再度联手’，这种话简直是……”。在韦大军看来，这简单的6个字无法概括中日双方合作关系的微妙变化，也无法公允地评价他们的劳动。

巴罗克风格

2006-02-16

南方周末　  　2006-02-23 15:29:03

	巴罗克风格

这是一个我住10年以上都不会喜欢的社区。我不知道过多久，我才会对这里有“家”的感觉。

 

可以用“荒凉”来形容它，尽管这里的高楼越起越多。走在这里的街道上——其实你很难走在这里的街道上，因为这里没有一条街道能让你有走一走的愿望——你所想的只是快速经过。道路很宽阔，在城里憋闷坏了的汽车，一到望京的地界，就开始撒欢，疯子一样比着赛的疾驰而过，一副很有为的时不我待相。坐在驾驶位上的多是为房和车而奋斗，而且小有所成的有为中青年。

 

小区附近有两个公园，可我仍然觉得没有地方散步。两个公园都像盆景，不是因为小，而是因为假。公园里有土堆成的小山包，有树、有草——那些树，一看就知道，今天栽在这里，明天就能栽在哪里，好像没有根一样。草皮也是，长得很茂密，赶上了还能闻到割草机刈草之后的清香，但谁都知道，那是毯子一样的东西，能卷起来带走的。况且，到处都是这种虚假的、有生命但没有历史的“绿地”。相比之下，我宁可怀念，峪口中学北墙里头那一丛丛恣意生长的槐树棵子，枝杈横生的才是生命。

 

还可以用“不友好”来形容望京。菜市场离小区不远，骑自行车10分钟就到了。但是骑自行车，在这种的社区不是一件惬意的事。道路是机动车的天下，机动车道不要说了，自行车道和便道也被他们征用作停车场。在汽车的胁迫之下，谁还骑自行车呢，只有“弱势群体”才骑自行车。

 

道路向各个方向延伸，斜着交织在一起。街上有很多匆匆而过的人，但是没有什么人气。

 

灰色的、白色的、介于灰色和白色之间的云块在蓝色的、灰色、银色的，介于蓝、灰、银之间的天幕上翻滚，说不上那是明媚还是暧昧。风儿和煦，尽管微微带着些寒意。

这样的天气，让人的心像一点点饱涨起来的，像撑开的风帆一样，几乎要携起一副皮囊，从打开的窗户飞出去。

这样的天气总会勾起人一点小小的向往和小小的回忆。去年，前年，20岁的时候，十几岁的时候，你在哪一天最早感受到春天的脚步？那时，你对生活怀着怎样的向往？那时，哪里是你的选方？那时，你的疆域有多大？

恰好昨天是瓦伦丁节。想和猪牌兔子去五道口看电影。有两个选择，《芳香之旅》和《阿司匹林》，可我对这两部片子能否当得起这样一个美好的夜晚很怀疑。所以，干脆不看电影，直接去吃饭吧，或者还可以到校园里散个步。然后坐着晚班城铁回家，车厢穿越北京北部那片开阔地带，有树林、有灯火、建筑和建筑之间有距离……

先吃饭。川福楼，火锅店。猪牌兔子和麦兜第一次见面的地方。那是夏天，汗珠四溢，大厅里总有二十只冒着铜火锅在“咕嘟咕嘟”地冒着热气，人们围坐在方桌旁，笑语喧哗。麦兜想要听到猪牌兔子说什么要“啊？”好几声。初次见面，猪牌兔子不停地给麦兜夹菜，这个习惯维持了好久，最后慢慢蜕变成，只要麦兜爱吃的菜，猪牌兔子就很少动筷子……

像一个小小的轮回，猪牌兔子和麦兜坐在临窗的小方桌旁。一瓶啤酒，几碟小菜，在一个号陈最浪漫的洋夜晚吃出一身最“中国”的烟火气。

之后，到“万圣”买了一本木心的散文集。尽管之前读过陈丹青等人的推介文章，我不得不说，我不喜欢木心的文风。太纤细、太柔媚。

从“万圣”到五道口城铁站，一路目睹了瓦伦丁节夜晚的大堵车。水泄不通。在桔色的路灯下，汽车们仿佛在举行一个安静的集会。幸亏有像麦兜和猪牌兔子一样步行的人，由楼房夹出的航道里总还有些从淙淙流动的东西。

1

一块皱巴巴的电影幕布被扽起4角挂在五六米高的脚手架上。在机器轰鸣的工地上，2米╳3米大小的幕布挡不住周围高大玻璃塔楼投射出来的灯光。气温零下4度。吃过晚饭的农民工三三两两聚集在幕布下面。

来的最早的一批人，手里拎着用工地上的废木料钉的小板凳，在离开幕布十米左右的地方围成一段圆弧，开始是一层，四五分钟之后，圆弧变成两层，七八分钟之后变为三层。再晚来的人半匝半匝地站在后面。站在工地简易办公楼三层的走廊上向下看，围在幕布前的人群聚集成不规则的镰刀形。

斜对着幕布有一段四五级高的大理石台阶，另外一部分农民工一屁股坐在冰凉的、上头铺着厚厚一层灰土面的台阶上——从空中俯视，他们好像是“镰刀把”。

腊月十六晚上，在干了12小时体力活的工地上，农民工们老乡挨着老乡，等着“民工影院”电影的开场。

这是朝阳区文化馆“民工影院”的第255场电影，要放的是2004年的国产片《冲出亚马逊》。河南籍的农民工小申说，去年五一他在“鸟巢”干活的时候，在工地上看过这片子。但这并不妨碍小申这回观片的兴致。回答记者问题的时候，他的目光舍不得从银幕上挪开。

没有电影看的晚上，小申们的娱乐不外乎打牌、看报、在街上游荡。虽然与工地相隔一站地的地方就有电影院，小申和他所认识的工友没有谁肯花钱买票看电影。

“一张票好几十，比我们一天的工钱都多。我们一天的工钱才30块钱”，山东籍的刘师傅伸着三只皲裂的手指在记者眼前比划，论证要他花钱去电影院看电影的不可能。

2

北京市第二房屋修建公司的宿舍是一间废弃的大礼堂。水泥舞台和顶棚上的装饰花纹以及射灯还依稀可见。现在，这间礼堂里横竖摆满了150张上下铺的架子床。诺大的房间有两样电器：电暖气、每隔几张床亮着的一盏十几瓦的节能灯泡。2005年12月中旬，来自河北邯郸的20岁的农民工小陆在这间宿舍里看了“民工影院”的第254场电影。

当天，因为有电视台的记者来录像，房屋修建公司管理民工宿舍的徐师傅一再警告农民工们“抽烟到外头抽”，小陆和他的工友们坐在他们的架子床上，靠着被垛，很规矩地把电影看完了。电影开场之前，小陆还应邀跳上水泥舞台，跟多才多艺的放映员合作表演魔术。小陆回忆当时的情景，放映员在折成一叠的报纸上撕个洞，再把报纸展开，报纸完好无损。小陆在旁边盯着看，看完之后模仿了好几遍，可就是不知道戏法是怎么变出来的。“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小陆问记者。

提到那个未解之谜，小陆很兴奋，灰扑扑的小脸上露出两排白牙齿。但他对于那晚电影的记忆却相当模糊。一会说看的是《暖情》、一会说是一个“李连杰在里头呆着”的片子；一会说是故事片，一会说是科教片。

小陆上一次看电影是在三四年前，村里有人家娶儿嫁女就会花上千十来块钱在村口放一场电影。他在离家打工之前，这样的露天电影看过几场。但是，20岁的小陆从来没去过电影院。

他的舍友们也极少有人有过去电影院的经历，只有两个人是例外。一个二十出头的河南小伙子说，他上小学的时候，学校组织到电影院看过“打仗片”。另一位来自邯郸的三十岁出头的师傅说，他十年前花3块钱进过县城的电影院。

听到记者一再问一群跟电影“八竿子打不着”的人关于看电影的问题，站在一边的宿舍管理员徐师傅插进来问道：“您能透露一下，现在一张电影票多少钱吗？”听说电影票50块钱左右，徐师傅“噗嗤”乐了，“那他们不可能去！他们挣一天还不够一张电影票钱呢。您别说他们，我都多少年不进电影院了。”

徐师傅拉记者去找有可能花50块钱进电影院的农民工——“包工头”老张。老张正在徐师傅的宿舍里，就着一口电饭锅吃涮羊肉。院子里停着一辆他新近购置的银灰色面包车。

在徐师傅的宿舍里重新提起电影，生于1960年代的老张和生于1950年代的老徐都是一脸的茫然和不在乎。问两人能想得起来的国产影片的名字，老徐列举了一堆以“战”字结尾的经典老片。记者问他们最近的国产影片看过几部，提到《手机》的时候，老徐出其不意地插进一杠子：“还《手机》呢，我连手机短信都不会发。”

老张仔细地想了想，举了一个他认为跟看电影的事情又关的例子：去年他买饮料的时候，中了奖。奖品是一场演唱会的门票，票面价值300元，如果不要这张票，可以到指定地点换一床价值百余元的被子。老张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被子。

3

接到“给农民工算一笔看电影的帐”这个题目之后，记者在目之所及的范围内问人们同样一个问题：你最近去过电影院吗？

1月12日，记者问了1个北京人、7个河南人，他们当中，5男3女，年龄从18岁到43岁，其中北京人是出租车司机，其余7个河南人是小区的保安、保洁员和管子工。

出租司机的反应是： “对不起，没去过，那是一个奢望。”

43岁的“的哥”张师傅与小舅子合开一辆车，早6点到晚6点，1天的时间被劈为两半，一人开一半。张师傅的声音很疲惫，但他强调，他心里很幸福。他的幸福指标里压根就没有电影这项：他有一个当小学老师的妻子，一个上小学的儿子，一套需要每月还月供的房子，打开电视，有节目看。

让张师傅想一部他能叫上名字来的国产电影。张师傅脱口而出的是《鸡毛信》和《朝阳沟》。对于最近的电影，他抱歉地搔了搔头，“我得多少年没看过电影了？干‘出租’得有十多年了吧？干上‘出租’就没看过电影了。”

在小区当管子工的河南人安师傅和张师傅已经来北京十几年了。他们最近一次看电影是十年前在北京的“月坛大厦”看《泰坦尼克号》。当时，他俩在月坛大厦干活。《泰坦尼克号》是月坛大厦放给大厦职工看的，他俩属于蹭看。

对于电影票价，安师傅说他能承受的价格是，“别超过两三块钱”，随即又补充，“两三块钱天天的，也受不了。”记者说，“不天天的，一个月看一回，最高多少钱能接受？”安师傅说，“别超过5块钱吧。”——安师傅每个月的收入是千把块钱，在他每月的账本里，电影最高可以享受5块钱的预算。

18岁的河南姑娘小马是小区的保洁员。记者去她位于一幢居民楼地下二楼的宿舍找她的时候，她正在看电视。不知道是信号的毛病还是电视的毛病，屏幕上一片雪花。

小马是今年7月份来北京的。到目前为止，除了小区所在的望京，她到过的另外一个北京的“地方”是回龙观。那是夏天的时候，她和一大帮小姑娘去找她们在回龙观的小区里作保洁员的老乡。没有“老乡”的地方，小马几乎从来不涉足，在望京，她的最大活动半径是离小区两站地远的农贸市场。

小马也许是个特例，她晕车。但与她同宿舍的、不晕车的两个女孩子最远的足迹也只是到了距离小区四站地的小营。

电影，在这些十八九岁的、正是看电影年龄的姑娘的生活里，根本没有位置。你跟她们说电影，就好像在跟她们说和她们生活毫无关系的事情。

小马每个月有500块钱的收入，攒3个月可以攒起1000块钱，每攒够一千块钱，就寄给家里。

4

如果没有“民工影院”，很多以“农民工”的身份在这个城市讨生活的人将跟电影无缘。

“民工影院”归属于北京市朝阳区文化馆下辖的朝阳电影发行公司。2004年11月成立到现在，“民工影院”累计放片255场，观众逾十万。

冯启安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四惠城铁站的工地上。放映地点选在一幢未完工的楼房的房顶上。站在这个楼顶上，可以看到摆放得整整齐齐的钢筋、巨大的裸露的地基、工人的办公房、工棚……露天拉一块幕，很多人席地坐在这块幕前。晚霞消散、天色渐黑，屏幕上的影像越来越清晰。冯启安说，谁见到那样的场景，谁都会受到触动。

冯启安是北京市朝阳区电影发行公司的经理，在下工地放映电影的时候，他听过这样的故事：一个工地原本有一台14寸的黑白电视机，因为工地上的“河南帮”和“河北帮”经常为看哪个台打架，包工头把电视没收了。

“一般来讲，农民工们还是愿意在工地上看到电影的。即便有些片子电影频道放过，或者他已经看过盗版碟了，他还是愿意跟同事们坐在一起，一边看，一边讨论，那是一种社交活动。那种气氛是在家看碟、看电视的时候没有的，只有电影能提供那种气氛。”冯启安说。

2005年，“民工影院”得到北京市政府40万元的补贴，文化馆用其中的20万元购置了10套放映设备，还购进新片20余套。这20套新片加上发行公司库房里原有的千余只拷贝就是“民工影院”的片源。其中既有《刘胡兰》、《报童》、《大决战》、《焦裕禄》这样的老“教育片”，也有《功夫》、《手机》、《孔雀》、《太行山上》等“新片”。让冯启安颇感自豪的是，民工影院很多“新片”的放映时间跟主流院线的放映时间只相差一个月。

1980年的某个夏夜，陆军上尉林毅夫抱着篮球从小金门游向大陆，这让同一战壕里的战友们困惑不已：什么理想让他甘冒如此风险？20年后，有个人对此恍然大悟：想做大事就要到祖国大陆去！这个人终于来到了大陆。

他是世界级财务专家，他具有超常的胆识，他拥有最广泛的民意支持，他引起了最受关注的争议，他“炮轰德隆、三叩TCL、四问海尔、七敲格林柯尔”，德隆和格林柯尔这两个显赫一时的企业帝国轰然倒塌。他，也引发了2004年最受瞩目的国企改革大讨论。同样是他，出身台湾桃园农家，100分的初中数学考试曾经仅得7分，初中差点没能毕业；可是，服完兵役三十而立的他却奇迹般地在两年半中连拿沃顿商学院金融学硕士和博士学位。

昨天刚上MSN，S就冒上来，送来msn表情库那只中规中矩的、羞涩的小红花。当时，我的昵称后缀是“翘了算了”，这让她大为惊骇。其实木有什么，不是老早就有人唱“脑壳掉了才高兴”吗？

1.车抛锚了，推销员特雷斯留宿一位老律师家中，加入了一场类似“杀人游戏”的游戏

南方周末　  　2005-12-22 16:32:19

猪乐桃的获奖作品《玛塔之灯塔历险记》 　　      　　 专家预测，中国动漫有1000亿元的市场空间。现在中国漫画不缺政策，也不缺资本，缺的是画漫画的人 　　      　　上个月，动漫界的民间大奖“金龙奖”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颁奖典礼。一位日本记者问坐在一旁的中国同行：在人民大会堂颁奖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吗？ 　　“我告诉爸爸妈妈我得奖了，要去人民大会堂领奖，他们很高兴，我妈说，我们去买衣服吧。”笔名“猪乐桃”的25岁女孩齐潇在颁奖典礼上笑吟吟地捧到一尊小金龙。6年前，齐潇开始画漫画的时候，父母曾经对她拍桌子：你要画漫画，就别回这个家！这回，父母把买新衣服当作女儿得奖的奖励。 　　齐潇长发飘飘，身材和穿着有如漫画人物。画了7年漫画，她的外形甚至言谈举止，都有些“漫画化”。“如果我不画漫画，我就什么都不是。”她说。 　　因为学习成绩不好，少年时代的齐潇自卑孤僻，看《阿拉蕾》(日本漫画)一度是她最大的乐趣。1998年，职高毕业之后，恰逢职业漫画人姚非拉的工作室招聘助手，齐潇成功应聘。那时正是原创漫画的低谷时期，画画的人可施展的空间是寥寥几本漫画杂志，版面是绝对稀缺的资源，被杂志社拖欠稿费是几乎所有漫画人的共同经验。最窘迫的时候，整个工作室只剩下5块钱，买来一点米，几个人天天熬粥喝。 　　漫画人的窘迫是有来由的。 　　1989年，《机器猫》进入中国市场，此后短短几年间，日本漫画几乎占领了中国全部的漫画市场，培养出一大批铁杆漫画迷、模仿者和盗版商。1993年，宁夏人民出版社作为出版者，四川希望书店作为制作方的《画书大王》创刊。《画书大王》以接近日本国内的速度转载日本漫画，同时也以很低的比例刊登本土原创漫画，发行量一度达到50万册。1994年，以打击盗版的名义，《画书大王》被勒令停刊。 　　与此同时，发展本土漫画也被提上了官方的议事日程。1995年，***和新闻出版署联合推出“中国漫画5115工程”：在两三年内建立5个动漫画出版基地；重点出版15套大型漫画图书；创立《北京卡通》、《少年漫画》、《中国卡通》、《漫画大王》、《卡通先锋》等5本杂志。这5本杂志的总发行量不足25万册，但却慢慢集合起一批本土的原创漫画创作者。 　　星火燎原。2005年，13个国家级动漫基地先后在上海、成都、广州、杭州、大连等城市挂牌。各个基地诞生的时间间隔如此紧凑，以至于它们自己也搞不清楚彼此降生的先后顺序。与“动漫基地”一起增殖的是高校的动画学院，2001年，全国有30多所动画院校，2002年71所，2004年171所。 　　对于齐潇来说，生存状况的改变发生在2004年。这年她从林业大学毕业，成为Summer工作室的主笔，在《漫友》杂志上开了连载，经济状况逐渐好转，直到有一天，她查看自己的银行账户，结果大吃一惊：“原来我有那么多钱了！虽然不能买房买车，但是生活已经没有什么问题。” 　　在摸索过程中，中国漫画人的主体自信逐渐觉醒。比如2000年，张彬的单本故事漫画《夏天没有的花》出版，油画一样丰富的色彩代替了日式漫画的简单线条。画技的改变，是张彬摆脱日本漫画影响最直接的宣言。 　　然而画得好不如故事讲得好。 　　每个参加金龙奖颁奖典礼的嘉宾都从主办者那里领到一本今年参赛作品的画册。11月10日晚上，齐潇和参加颁奖典礼的同行翻看这本画册一直看到12点。他们为很多人没有得奖感到惋惜，因为“画得好的人实在太多了”。 　　但是，如果你尝试了解一个完整的故事，多半会失望。在金龙奖的官方网站上，随意点开一幅参赛作品，很少能碰到内容像画工一样吸引人的。 　　一方面，大家深知“故事”的重要。台湾漫画家高永的观点“人们的灵魂需要喂养”引起了广泛的共识。另一方面，画技的改变可以在短时间内实现，而讲故事的本领却不是每个人生来就会的。 　　齐潇目前最上心的不再是画技，而是学习讲故事——如何在每期连载作品的结尾处留下悬念并跟下一期衔接。而她的“师傅”姚非拉每天必做的功课是看一部电影，分析它的镜头。 　　“我觉得，现在大家都可以做很好的插画画家了。”齐潇翻着精美的金龙奖参赛作品的画册说，她的潜台词是“大家还不太会讲故事”。 　　齐潇的观点证明了广州《漫友》杂志创办者金城和台湾漫画家敖幼祥的共识：现在的中国漫画不缺政策，也不缺资本，缺的是画画的人。

　

       章桦曾经是一个发廊女、一个不愿直视父亲眼光的未婚妈妈。现在，她的名片上印着“纪录片工作者”。“扛着摄像机游走在中国社会最底层的民间影像工作者。”李京红为名片上的头衔加了这样的脚注。
　　2004年，李京红以章桦和其他4位发廊女为主人公拍摄的20集纪录片《姐妹》在全国十几家省级电视台播出，收视率超过同期热播的电视剧。
　　现在，李京红和章桦正在着手《姐妹Ⅱ》的拍摄。两人的合作方式用形象的说法是“章桦是眼睛，李京红是大脑”。章桦负责用摄像机记录她看到的一切，剪辑由李京红完成。李京红说，这么做是为了保持章桦的本色，“她的长处是跟拍摄对象真实的碰撞”，过早让她接触后期制作，让她熟悉所谓职业纪录片工作者的技巧，将是对这种本色的“污染”。
　　从《姐妹》到《姐妹Ⅱ》，最让李京红着迷的是证明“电视可以是老百姓拿起摄像机来自己拍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