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几耙犁

问题是：你最近去过电影院吗？我问了2个北京人、7个河南人，他们当中，5男4女，年龄从18岁到33岁，其中33岁的北京男人是出租车司机，另一个北京女人是电梯工，其余7个河南人是小区的保安、保洁员和管子工。

如果把大家给我的答案取一个交集，那就是：没去过，没时间。大家诚恳地回答我的问题，但他们越是诚恳，我越是觉得，我问的问题如果不是矫情，就是不着调。

出租司机的反应是： 对不起，没去过，那是一个奢望。

为什么呢？

我们哪有时间啊？

33岁的“的哥”张师傅与小舅子合开一辆车，早6点到晚6点，1天的时间被劈为两半，一人开一半。

那您喜欢看电影吗？假如有时间，您去电影院看电影吗？

小时候喜欢看。

大了就不喜欢了？

大了之后，成家立业了，就不想去想那些年轻人的玩意儿了。生活就够累的了，供孩子上学，房钱……

张师傅的声音很疲惫，但他强调，他心里很幸福。他的幸福指标里压根就没有电影这项。他有一个当小学老师的妻子，一个上小学的儿子，一套需要每月还月供的房子。打开电视，有节目看。让他想一部冷不丁地被问到的时候，他能回忆起来的国产电影。他抱歉地搔了搔头，“我得多少年没看过电影了？干出租得有十多年了吧？干上出租就没看过电影了。”我又问：“小时候看的电影您还有能想起名字来的吗？”他脱口而出的是《鸡毛信》和《朝阳沟》。对于热映、或者仍经热映过的《无极》、《千里走单骑》、《手机》、《一声叹息》，张师傅的了解仅限于听别人讨论，“是那个章柏芝演的吧”——提到《无极》的时候，他说。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也没有看过《无极》。

聊到这里的时候，我的思想暗自开了个小差，听到很多进电影院看《无极》回来的人之后对其进行无情地批判或者嘲笑，这些人里有九成九之前就知道他们将去看的是一部烂片。我想，花钱进电影院的目的是为了批判或者嘲笑一部电影这种事，可能只有知识分子才干得出来。我显然不具有这种知识分子趣味。

在小区当管子工的河南人安师傅和张师傅已经来北京十几年了。他们最近一次看电影是10年前在北京的“月坛大厦”看《泰坦尼克号》。当时，他们在月坛大厦干活。《泰坦尼克号》是当时以月坛大厦为办公地点的单位放给自己的职工看的。他们属于蹭看。

我问他们，电影票多少钱他们能接受。安师傅说，别超过两三块钱。随即又补充，两三块钱天天的，也受不了。我说，不天天的，一个月看一回，最高多少钱能接受？安师傅说，别超过5块钱吧。

他每个月的收入是千把块钱，在他每月的账本里，电影就值5块钱。

我还问了19岁的保安小苏和25岁的保安小孟。他们来北京1年了，没有进过电影院，在老家的时候也没进过，因为老家压根就没有电影院。牙齿黄黄的小孟强调，不去电影院不是钱的问题。他反问我，为什么要去电影院呢？家里有电视，有DVD，有家庭影院。他说，如果他想去看，50块钱的票价他是可以接受的。

18岁的河南姑娘小马是我们这个楼的保洁员。我去她位于这幢居民楼地下二楼的宿舍去找她的时候，她正在宿舍里看电视。不知道是信号的毛病还是电视的毛病，屏幕上一片雪花。

问她有关去电影院的问题，让我觉得我自己格外矫情。

她是今年7月份来北京的。到目前为止，除了“望京”，她到过的另外一个北京的“地方”是回龙观。那是夏天的时候，她们一大帮小姑娘去找她们在回龙观的小区里作保洁员的老乡。没有“老乡”的地方，她几乎从来不涉足，在望京，她的最大活动半径是离我们这个小区两站地远的农贸市场。

小马也许是个特例，她说她晕车。但与她同宿舍的、不晕车的两个女孩子最远的足迹也只是到了距离本小区四站地的小营。

电影，在这些十八九岁的、正是看电影年龄的小姑娘的生活里，根本没有位置。你跟她们说电影，就好像在跟她们说和她们生活毫无关系的事情。

小马每个月有500块钱的收入，她们的钱不存在银行里，而是“存在”我们这个小区的物业公司那里。小马说，攒3个月可以攒起1000块钱，每攒够一千块钱，她就寄给家里。

《夜色迷人》改编自迪伦马特的中篇小说《抛锚》。

坦率说，在戏的大部分时间里，迪伦马特的魅力，我木有感觉到。迪伦马特的味道是在戏将近结尾处才渐渐显现出来的。之前的东西是什么呢？是中国现实——或者说对中国现实的揶揄——与迪伦马特之间的生涩嫁接。

一辆银灰色的奔驰轿车在偏远的小镇上抛了锚。车的主人——推销员特雷斯请求在退休律师库姆家借宿一晚。库姆是那么一位老爷子，尽管走路侧（zhai）侧歪歪，却喜欢在唱片机播放老曲子的时候，打着响指去追随飘散在空中的音符。打从老库姆和特雷斯一照面，你就可以感受到老库姆的敏锐和刻薄。但特雷斯不可救药的坦率、快活，怎么损他，他都不往心里去。老库姆决定让特雷斯借宿一晚，但条件是，特雷斯必须陪他、陪退休的老法官彼得和退休的老检察官***玩“审判的游戏”。

在这个游戏里，老库姆、老彼得和老***按照他们退休以前的职业，各司其职，缺就缺一个罪犯。在银灰奔驰轿车抛锚的夜晚，罪犯当然就由特雷斯来充当。

这个游戏让特雷斯很着迷，几杯酒下肚，别人只需稍稍撬他的嘴，他就爽快地吐露自己的一些秘密——比如，他卑微的出身和奋斗史，比如，他对小官吏的怨恨，比如，作为一个推销员，风流在所难免；一年之前，他还开着一辆二手的雪铁龙，1年之前，他当上了一种透明化工制品“西非斯通”全欧洲的总代理，所以雪铁龙变成了奔驰……

实在的，特雷斯开始并不认为这些是秘密，他打心眼里认为，自己是一个清白的人。但随着循循善诱的问题的展开，他慢慢发现一个之前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自己。尽管没有直接杀人的动作，小官吏奥吉斯就死在他步步为营的计划之下。

之所以觉得没有迪伦马特的魅力，是因为打开始起，谜底就昭然若揭——特雷斯势必在三个老人的攻势之下，被层层解剖，直至被证明他是一个罪人。剧本和表演，在“保守秘密直至恰当时刻”这方面，层次感稍差了些。

之所以觉得戏的尾巴是当之无愧的迪伦马特式的尾巴，是因为在已经了无新意的平庸之处，有出现一片智慧的光亮。轻快和悲怆是那么巧妙地融为一体。

经过审判，特雷斯被判为有罪，而且罪该上断头台。特雷斯本人痛苦万分，不是为自己的罪名和将受到的惩罚，而是因为以前未曾发现的自己。在他被押上“断头台”——其实，就是老库姆为他安排的房间，对于老库姆来说，游戏终归是游戏，就连对判决结果的执行都是一样的。但，偏巧特雷斯是个实心眼的孩子，经历了一轮心灵的审判之后，他的选择是自杀。

老律师仰天长叹：特雷斯，你这个傻东西！这只是一个游戏啊！

老法官捶胸顿足：你死了，谁来陪我们玩这个游戏？我们审判了你，谁来审判我们啊？

 

我不认为，这样的结尾是悲剧的结尾。“傻东西”特雷斯之死或许正是人类精神之悲怆与高贵的体现。

在岁末年初，把“谁来审判我们”的喟叹灌注进闹剧和情节剧的形式中，倒非常契合国话一心以“告诉观众什么是真正的话剧”为己任的身份。

    麦兜最近在头悬梁、锥刺股地读bug的一部开山大作，这本包装看上去并不华丽的书记载了清华大学登山队登上西藏一座海拔7117米雪山的全部历程，bug和那时的bf现在的老公--小白是共同作者，也是登山的亲历者，慕煞麦兜，口水四溢，原来青春还能这样度过。当年的麦兜沉湎于两点一线（食堂——宿舍），非典时偶尔在西操跑上几圈，象磨盘边上驴子一样周而复始地在园子里度过了7年的时光。看到bug书中讲述的轰轰烈烈的大学生活，雪山见证的浪漫爱情，做捶胸顿足状，回头剜了一眼趴在电脑上的猪牌兔子“我们能有什么共同爱好，将来一起写一本书？”

猪牌兔子歪了歪脖子，眼角继续乜斜着电脑屏幕，幽幽地说：“吃火锅”。

版权归猪牌兔子所有，如转载，请麦兜与猪牌兔子吃火锅。^_^   

下午收到e-mail，国话要把迪伦马特的中篇小说《抛锚》改编成话剧《夜色温柔》，而且这个月就要演了。立刻抽出书架上的《老妇还乡》——目前，唯一一本能在国内主流书店（从“当当”到“万圣”，新华书店不算在内）买到的迪伦马特的作品集，但是是剧作集，不含小说。

伍廷芳翻译的。在北大的戏剧论坛上见过伍老爷子。头圆圆胖胖，谢顶，像一粒被剥了皮的洋葱头。带着一副印象中是粗框的眼镜，穿一身剪裁十分得体的西装，举止谨慎，这谨慎一半是得体，一半是中国知识分子经历了若干跌宕起伏的时代之后的谦和、内敛。老爷子发言的时候，我望着他出神：深谙迪伦马特荒谬和反讽之道的人接连经历中国一个接一个的“大时代”，会有怎样的感觉？

12月12日，日本民主党党首前原诚司在北京外交学院的讲演中，明言中国的“军事威 胁”，把此前执政党一直欲言又止的“心声”吐了出来。同时，在跟中国国务委员唐家璇的会谈中明确表示，在东海油气田开发问题上，日本不惜以国内立法等手段来牵制中国。

有迹象表明，在小泉因靖国神社问题把外交之路堵死之后，民主党走上了前台，充当了对中、韩的“外交管道”。而在前原的外交攻势背后，则是对小泉“诱降”的积极回应：很难说在“后小泉时代”，日本的保守两党会不会在某种程度上“合流”。因为，两者的共同利益实在太多，其中之荤荤大者，便是改宪。

其实，无论是小泉，还是前原，奉行的都是新保守主义政策。而他们继承和发扬的，乃是中曾根康弘的保守主义理念。深谙“宰相学”、被称为“首相缔造者”的中曾根，才学渊博，著作等身，影响了不只一代政治家。作为当仁不让的“战略型”首相，他既不乏始终如一的政治理念，又具备将这些政治理念付诸实施的政治韬略和手腕，几乎在每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都提出过凝聚着高度浓缩的国家战略、微言大义的战略口号，诸如“战后政治总决算”、“国际国家”、“第三次开国”等等，可谓“语不惊人死不休”。

口南方窗 张剑荆

目前，中日关系已降低到1972年两国邦交正常化以来的最冷点：最高层连续几年没有实质性接触，在2005年的两个重要场合——11月份亚太经合组织首脑会议和12月份首届东亚峰会——两国首脑的会面仅是礼仪性的，在有外交关系的国家之间（更何况是近邻），这不能不说是很不正常的。

2005年，中国民间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日示威和一直持续到9月份的反对日本“入常”的运动。对不少人来说，“日本问题”上升为中国外交中的最大难题。而在日本，“嫌中”情绪也明显上升，小泉重组内阁，保守势力主导了对华政策。

中日关系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去年12月22日，猪牌兔子终于在网上订了垂涎已久的X41，在期货向现货转变的日子理，猪牌兔子整天喜滋滋地幻想到手之后如何把玩，而且诉诸实际行动——在网上到处寻摸，准备给X41添点内存、买个内包啥的，绞尽脑汁地响应中央政府扩大内需的号召。

猪牌兔子迎娶X41的日子一天天临近，可是网上JS一天天推托，js只晓得钱已到手，却没想到夜长梦多，最近一个个利空消息接踵而至，某报万恶的养老制度出台，猪牌年底双薪泡汤，房贷利率野蛮增加，让猪牌做了一个痛苦的决定，退掉X41，集中精力突击还房贷，少为银行打几年工。

退了货的猪牌兔子像霜打的茄子一样，开始痴心不改地逛二手电脑论坛，一边看X40的照片，一边流着口水。

唯食可以忘忧。麦兜7点多就爬起来去小饭馆隆重地吃早餐，为的是有劲继续战斗，或者说哪凉快哪自己一边郁闷去。

吃早饭的人总是那么多。大家焦躁地排成一个臃肿的队，不耐烦地一叠声地要自己想要的吃食。如果后面的人胆敢伸出胳膊捏着零钱往摊主眼前递，前面的一定把胳膊伸得比他还高。终于轮到麦兜叫餐了，要什么还没说完，手里的零钱早就被卖饭的中年女人抢过去了，还没等反应过来，一堆找回来的毛票已经塞回到我手上。这叫麻利！估计，我在她眼里根本就不是人，而是两块二毛五或者三块六毛七。

现实之一种，在中国，别管你是谁。

这两天，猪牌兔子每每为他迟迟没有发货的x40闹心。天天在IBM团购的QQ群上向老高撒娇，问什么时候给他发货，还不敢得罪人家，问完之后立刻补充，“对老高还是充分信任的。”

google了一下，关于The evening News的信息甚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本曾经很有名的书。手头的这本是在北外书店淘到的，好像是最后一套。而之所以知道这本书，是当年读The Thorn Birds的时候，封底的系列丛书推介里有God Father和The Evening News。那个时候，这个版本的这两本书还是可以买到的。但遗憾的是，那个时候，刚刚看完《现代启示录》没多久，对罪恶和血腥有抵触情绪，没买。等到想买的时候，十几块钱的外研社版已经哪里都寻不到了，要买，只能在外文书店买原版的，要一百大洋。

那天，因为去青年政治学院看《高三》而路过北外。在出版社的读者服务部里，发现了中英文对照的The Evening News。中文部分虽然徒增书的厚度和重量，但也没办法，买吧。

这是一本用新闻语言写的书。用词简洁朴素，没有复杂的句法，不超过10个单词的句子比比皆是，不管长句子短句子，没有一个淡词儿，每一个句子都是那么的精神抖擞，切中要害。

此外讲了CBA电视网的很多段子，诸如如何以高度职业化的精准手段，在十几分钟内报道异地的飞机失事事件。读起来像传奇

昨夜看完《求求你，表扬我》之后，梦到各种离奇古怪的东西。之前，尽管已经睡眼迷离，还是和猪牌兔子两个人，打开天涯，搜索电影版的高人们是怎么说这部电影的，尤其是，到底有没有人看清楚结尾处的那条短信。

大失所望。怪不得，那条短信要拍得那么模糊，那是因为如果清楚，那就是摆明地拙劣和不合辙。于是索性模糊得让人看不清，倒还留了个念想。

如果从以往的电影里寻找《求求你，表扬我》的影子，你可以找到一个谱系，例如《21克》、例如《天使爱美（2）》、例如基耶洛夫斯基的《红白蓝》、例如张艾嘉的《心动》……说它们是一个谱系，是因为他们都在讲述一个“母题”：不相干的人的生命是怎样因为偶然纠缠在一起，他们又怎样从这个结点分道扬镳；共同经历一件事情的人对这样事情的理解和叙述何其不同，而大家又是怎样死死抱定自己的视角和自己的利益。

看这样的母题一再出现，傻子也会明白：人世间所谓的误解和纷争、所谓的孤独都是“结构性”的，因而是在所难免的。诚如汤银币哥哥在《一个历史学家的宗教观》里所揭示的：以自我为中心是人的宿命。

在这个母题之下，好电影和坏电影的差别在于……

先说3－5岁的人是个什么状态。天真浪漫、心无城府？非也。3－5岁的人是惟利是图、狡猾自私、异想天开的，3－5岁的人最懂得利益交换的好处，如果你许诺带我去看海豚表演，我就答应你我不哭。除了不会给其他人带来伤害，3－5岁的人几乎集中了人性的一切处于萌芽状态的弱点，而且不避讳、不掩饰，这或许可以被叫做憨直，小孩子的可爱很大一部分由这个而来。

从前有一个3岁的小男孩，要求爸爸妈妈给他买“变形金刚”，央求哭闹都使出来了。大人不答应。小男孩鸣金收兵，第二天早晨睁开眼睛的第一句话就是对爸爸说：“爸爸，我昨天梦见你变成变形金刚了。”爸爸一愣，然后哈哈大笑。小男孩自然如愿把变形金刚收入囊中。

如果一个人成年之后还能保持这种憨直未凿的狡猾，我觉得那是一种幸福。如果这份憨直未凿的狡猾竟然还有用武之地，那就是大大的幸福。

总是希望，有一个人能跟我一起永不厌烦地说一些傻话。

譬如4年本科，每年晚上和tetsu一起去打水的时候，我都做两个重复的梦。梦一：我拎着壶，双脚一点地，蹦出老高，双腿在空中像麻花一样拧在一起——就像你用双手挫竹蜻蜓的时候，竹蜻蜓飞快旋转的柄，借着这股力量，我的双腿像麻花一样缠绕在一起，借着这股力量，我像直升飞机一样，腾空而起，直接从窗户飞进4楼的宿舍里。这个梦，我屡做而不厌烦，但是每次讲给tetsu的时候，她都一脸的不屑。于是，我开始做第二个梦：我端平双臂，用力向后一展，不偏不倚，拳头整好砸进tetsu的嘴巴里，她应声而倒，仰面朝天，翻着白眼，同时，一堆星星像卫星一样围着她的脑袋转。

我一直都觉得，如果我要和什么人生活在一起，这个人必须能不厌其烦地跟我说各种傻话，而且能让我用尽我的刁蛮。开始的时候，这个标准用某人的歌来概括，是“有一点天真有一点呆”，后来觉得，光天真和呆还不管用，还应该有恰到好处的狡狯和粗俗。

按照这个标准，猪牌兔子被我培养得不错。为了得到X40，他每天早晨都对我说：“麦兜，我梦见你变成X40了。” ^_^

如果你最近两天拨通安徽师范大学常务副校长的“小灵通”，听筒里传来的十有八九是周而复始的“好一朵茉莉花”的彩铃声。悠扬的乐曲掩盖不了主人焦躁的心情。

自从本月初，方舟子在其网站“新语丝”上，公布了刘简历的不实之处，这位手里掌握着可观学术权力的大学常务副校长就一直处于风暴的中心地带。

安师大的一些教师认为，如果“论文剽窃”确有其事，当归咎于刘登义本人的人品缺陷。但此间更多旁观者确认为，学术腐败往往是以利益的再分配为基础的。

无独有偶，在“论文剽窃事件”之前，由刘登义主持制定、尚在内部讨论阶段的《安徽师范大学校内津贴分配方案》已经让安师大沸沸扬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