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几耙犁

《冰点故事》 　　李大同著，广西师大出版社2005年11月，29.00元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干部阶层享有的所谓‘特权’，主要是信息特权。”李大同说，“那时高级干部的阅读物，是对社会屏蔽的。”
　　他就生长在这样一个家庭里。而如今，他以打破信息屏蔽为职业。
　　李大同，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的掌门人、报社的侃爷和大编（辑）、曾经的“黑帮”子弟和“北京盲流”，在内蒙古草原上呆了11年，没有上过大学。他1979年进入中国青年报社，10年间，从驻地方记者到编辑、部门主任，经历了一张报纸新闻生产的所有流程。1995年创办《冰点》特稿版。
　　在最近出版的《冰点故事》里，李大同回顾了《冰点》创办10年来的历程：最初，它以讲平民故事见长。北京城最后几个背粪桶的工人；湖南十万大山里含辛茹苦供养孩子上学的五叔五婶；生活在中国社会底层的美军飞虎队烈士遗孤……这些普通人在时代变迁中的曲折命运，为甫一诞生的栏目凝聚了来自社会各阶层的人气。但平民故事并不是《冰点》的全部。大专辩论赛的是与非；语文教育的困惑；电影《拯救大兵瑞恩》引发的道德拷问———创立之初只有四五名成员的新闻“小作坊”直面当时社会上的热点问题。2000年前后，《冰点》对时代的反应更具指向性：从反思“普遍问题”过渡到直击新闻事件，《冰点》完成了“由软到硬”的转型。
　　尽管从诞生的第一年起，《冰点》就有把报道结集出版的传统，但《冰点故事》的面世，依然引起了相当的关注和争议。
　　有人称赞这本书“基本用报纸语言写成，文字流畅、口语化、富有节奏，长文短文，都有一些前后的埋伏，目光扫过真是前后无阻”。有人称赞这本书所总结的新闻观点是精粹到骨头渣里的真知灼见。但也有人批评作者自恋自大，新闻观点已落后于时代。
　　带着这些问题，记者日前采访了李大同。
　　
　　解密《冰点》的运作
　　记者：你经常引用一句话“新闻只有一天的生命力”，但《冰点》的文章又不断结集出版。
　　李大同：因为《冰点》不是经典意义上的新闻版。《冰点》都是非新闻性特稿。如果我是新闻版主编我就不会这样做了，我就会去关注发生性事件。《冰点》从来没有报道过发生性事件。“北京最后的粪桶”发生了什么？“五叔五婶”发生了什么？没有！《冰点》所有的特稿都不是新闻。
　　记者：那它是什么呢？
　　李大同：讲个小故事吧。我们有一个部门主任去开孩子的家长会。老师强调加强孩子的思想政治教育，要读这个，要读那个……突然有个学生家长站起来问老师，你有没有让学生读《冰点》？那比任何思想教育教材都好，我每期都让孩子读———这位家长就不认为《冰点》是新闻。确实，我们的定位是时效要求不强的“有价值的信息”，这些信息因人们关注而具有新闻性，但并非是发生性新闻事件。
　　新闻特稿与一般的发生性新闻有很大区别，获普立策特稿奖的报道有几篇是发生性新闻？特稿当然也有告知的功能，但它的主要追求却不简单是告知。我们选择的人物或事件，通常集中反映了当前社会的矛盾、困惑、痛苦和缺项，是一个当代中国的社会实景。特稿还有一种一般新闻不具备的刻画、表现功能，你看一条新闻会哭吗？已有不少读者说看《冰点故事》时哭得“稀里哗啦”，还有忍俊不禁笑起来的。要知道我在书里，只是非常概略地回顾我们曾经报道过的故事。特稿一定要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
　　现在有一些评论，以为《冰点故事》反映的就是我的新闻观，其实，在这本书里，我用故事来传达的是我的特稿理念；而故事之外的文章才是我的新闻理念。可惜在这本书里，我无法用故事来解说我的新闻理念。
　　记者：可是，现在即便不是特稿的新闻，也不会满足于只记录而不做分析了。
　　李大同：特稿的主要特征并不是分析，而是生动、传神的表现。《冰点》全是长达8000字以上的特稿，8000字的特稿和4000字的特稿就有区别了，和1000字的区别就更大了，因为它要有足够丰富的细节和故事。这就超出一般新闻的意义了。一般新闻的目的是什么？告知！但是《冰点》没有任何值得告知的。北京有几个背着粪桶的人，我需要告知你吗？十万大山里有两个上不起学的孩子，我需要告知你吗？不需要。为什么大家还要看，因为你展示了一种命运、一种情怀，一种大家可以共同感动、共鸣的东西。
　　最近我们刊发的《从小康跌入赤贫》，就是写一家人怎么看病，那个家庭本来是内蒙古一个县城里的小康家庭，想买私家轿车的。妻子生病之后，支付不起昂贵的医药费，丈夫每天跪在北京街头乞讨，直至死去，人的最后一点尊严都给抹掉了。王小波说过，这个社会上沉默的是大多数，没人听他们说话，他们也说不了话。有一个细节：采访对象走了多少家媒体想请人听他家的故事，没人理他，最后我们决定采访他，他给记者一个短信就发了60多个“谢”字过来。你想想这是什么心情。这篇报道，当天Sohu网上的跟帖3700多条，列为榜首。大家都想知道这样的故事？不是！而是大家从中知道了自己面前是一个什么样的陷阱：万一我要得了这个病又没有医疗保障……这样下去，太危险了，得不起病啊。
　　记者：也就是说，你写这本书的时候，是专门针对特稿这种文体的？
　　李大同：我这本书，主要是提供一种生活方式的记录，即一个新闻工作者，一个报纸的编辑，他可以怎样生活，而实际在怎样生活。我希望这本书像小说一样好看，有各种各样的人物和故事出现，有冲突和命运的跌宕。我想在这本书里呈现出一个报纸编辑和当代中国之间的互动过程。你每天都在受到各种不同的信息的刺激，作为一家有影响的大报的编辑，你对这些刺激如何做出反应，你根据什么选择来向社会发布信息，这些很少有人记录。我相信公众应该了解这个行业的运作，因为这个行业与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这本书不是一个特别深思熟虑的结果，就是跟着感觉走。我一度在哪些人是这本书的目标读者上感到踌躇，最感兴趣的可能是业内人士，而我确实想让行业外的人也有兴趣读。打开那些发黄的剪报本，过去的故事一幕一幕出来。我知道有一部分内容是讲给学新闻的人看的，需要讲解的时候我就讲解一下。对《冰点》感兴趣的一般读者，从了解一种行当的角度，这本书应该也是有吸引力的。
　　
　　是记录历史，还是要影响今天？
　　记者：你在书里说的一句话，我当时读到的时候，脑子里就打了个问号，你说新闻绝不是记录历史，而是要影响今天。
　　李大同：这是一个常识，还需要讨论吗？
　　记者：你觉得新闻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影响现实？经常听到一些同行抱怨：我可以一件件揭露个别事件，但是我扳不倒背后的逻辑。
　　李大同：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新闻工作者经常会觉得沮丧呢？因为其他社会系统配套不够。在任何一个健全的社会系统里，舆论监督是整个社会监督的子部分，这个子部分起到的作用是先行者，先告知社会有某件事情发生，如果这件事不正常，有可能违法、违规，然后社会其他监察系统就会蜂拥而上，这是健全社会的特征。比如说水门事件，如果光有新闻界的报道，有个屁用？要等其他社会系统出来，国会出来了，司法部出来了，正式调查开始了，总统下台了。我报你一个梁锦松事件，我说你买了一部什么车，买了以后就涨了几万港币，为什么？廉政公署立刻就上来了，你这车怎么买的？梁也只有辞职一条路。新闻就是为了让社会其他监督系统启动。比如说这次某某医院收取病人500万，马上中央调查组就下去了。
　　不能有时候没用，甚至很多时候没用，我们就什么也不干了，我们要完成职业规定我们必须完成的工作。我们不必考虑社会其他系统是否会联动，当我们面对后人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我们干了我们该干的工作。
　　记者：当你这么说的时候，你觉不觉得有些像西西弗斯？
　　李大同：不。社会就是这样前进的。总得有一部分人坚持住。我不管它有没有用，我的职业使命是要告知，如果我没有做到告知，就是失职。况且其他社会系统也不是百分之百都不动啊。孙志刚事件你报道它为什么？想留给历史吗？它动了没有？它动了。它废除了恶法。这不是在影响今天吗？
　　只有想影响今天的记者才是好记者，一时影响不了没有关系，如果他能坚持记录，他仍然是好记者。相反，真正可怕的是犬儒主义、玩世不恭。我报了也没用，我报它干吗？有危险、做无用功，我就不报了。这才是对这个职业真正的危害。中国社会是在前进中的社会，它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社会。在任何其他社会里，新闻界也都只有一个权利：告知社会发生了什么。
　　另外，不能对影响今天做过分功利的理解，以为我一报，那个问题就迎刃而解。负责任的、公众关注的信息，有一种潜移默化、匡正人心的作用，有教育作用，有引发深刻思考的作用，有增强公民意识的作用，等等。这些都是在影响今天。
　　记录是中国新闻界退而求其次的追求，这个追求并不错，它坚持了职业底线。我们有很多报道也是这样。SARS，人已经死了，但是有多少人知道他们是怎么死的，它为什么这么死掉，没人知道。这种信息，就需要记录下来供后人检索。
　　
　　软新闻是怎么硬起来的
　　记者：你对《冰点》十年的描述是“从软到硬”，这是你个人的新闻价值观发生了变化，还是你所面对的社会发生了变化？
　　李大同：是公众对《冰点》的期望导致发生了这样的变化。一开始我们就是报一些故事，大家觉得好看，感动———基本就是在这样一条轨道上走。但是，我们也不能全是这个，我们要发挥一点舆论监督的作用，不多，因为舆论监督费的力气太大，还通常引发诉讼，我们就那么两三个记者，耗不起。但是，你搞一篇出来就不得了，人们纷纷找上门来。
　　“硬”报道就是新闻性报道。它完全是新闻事件的调查和展示，而且也有一些成功地改变了现实。
　　现在，我们也是有分工的，我们的观察版要更加动态一点，特稿这部分我们还是要长期坚持思想上、文化上的“输氧”，作为公民社会养成的组成部分。包括我们现在系列发表的龙应台的文章，都是在做公民意识的培养。
　　记者：你对“硬”的概括，一个是时效性强，一个是从温情脉脉的东西变成揭黑报道，这就是你的“硬”的指标？
　　李大同：所谓“硬”，是指直接干预社会现实的报道。我报道它的目的就是为了改变现实。比如我们的《控告查无实据》，第三天公安部的暗访员就进到我们报道的这个家庭里面，最后，乱抓人罚款的派出所被整个解散，所有从老百姓那里搜刮来的几十万钱财如数归还。但是，也有一些让人无奈的，比如《被反复驳回的死刑判决》，我们最后的努力就是救了被告一条命，但是仍然判无期。他们有充分的证据无罪。
　　软报道的特征是表现，把一个事件表现得玲珑剔透，有深度，有社会现实的很强的针对性，大家爱看。但是硬报道就是干干脆脆的新闻调查，没有任何渲染，更没有一些人批评的夹叙夹议。纯正的调查性报道是不允许议的，甚至刑侦术语都是原装的，因为这就是事实。
　　
　　“艺术人生”
　　记者：问一个很“艺术人生”的问题，按理说你们1950年代这一代人，很多东西都被固化了，你长年坚持的底气是什么？
　　李大同：不能把一代人的特征概念化，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是很大的。在任何时代，因阶层、教育、经历、职业的不同，一代人之间的差别大了，在越来越多元化的社会就更是如此。
　　我们这代人，总的说来是1950年代那种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锻造的。这种锻造有虚妄的色彩，但一定会留下痕迹，譬如我们就很少感到恐惧，这大概是受《红岩》的影响。（笑）
　　记者：这特别有意思，你从一个信息特权的享用者变成了向别人传播信息的人。这可能也证明了信息本身的力量。
　　李大同：是是。我们下乡的时候，没有中断学习，这非常重要。我们在草原游牧的时候，搬家要装两大牛车的书，都是古今中外的名著。
　　记者：“我们”是谁？
　　李大同：我们是一伙子“黑帮”子弟。10个人。当时作为北京盲流到草原上。
　　记者：你们连插队的资格都没有？
　　李大同：没有。自己拿着户口走。一呆就是10年，没有上过大学。但是也有好处，没受教条的锻造。1980年代翻译过来的新闻的理论和作品，全部研究过，没有一本遗漏。我们的脑子里，装的是新闻共同体几百年来发展成熟的价值理念。有人说这些理念过时了，其实这些人都太年轻了。
　　新闻的价值理念是不会很快过时的，它已经是非常成熟的一套价值系统。我们现在是往这个价值系统靠近。它会很快变化吗？10年就发生变化？不会的。我们之所以跟世界上的同行有共同语言，依据的是我们的新闻共同体已经成熟的价值观念。

8个骑自行车的人，穿行在白塔寺周围的胡同里，用卖报纸和便宜商品的扩音器，把科萨克录制的北京人最喜欢的声音，灌回北京人的耳膜
　　
　　春天的晚上，英国作曲家大卫·托普喜欢坐在室外，静静地等待天黑，直到能够听到小动物细细咀嚼的声音。每天早晨，家人出门上班、上学，邮差已经把当天的邮件送到，狗和猫还在楼上睡觉的时候，托普会把收音机和CD播放器关掉，聆听周围的一切：中央空调发出的微微轰鸣、自己呼吸的声音、勺子碰撞容器的声音、倒水的声音、窗外开过的车、打在窗户上的雨点、远处说话的人、天空中飞过的飞机。
　　“其实这是个矛盾的概念：在听的同时，我们了解了寂静。”托普说。2000年，他策划了一个名为“音爆（Sonic　Boom）”的展览，那是英国最大规模的声音艺术展。
　　今年3月，受英国文化协会之邀，大卫·托普和另外3位英伦知名音乐人来到北京，捕捉“最能代表北京”的声音，10月，这4位音乐人回到北京，每人设计一个声音装置。中英混血的英国文化协会艺术主管、策展人秦思源对这些装置仅有两个要求：艺术家的想法各不相同；作品放在公共空间，跟普通人而不仅仅是艺术圈里的人产生交流。类似的活动，还将在广州、重庆、上海举行。
　　
　　北京最安静的地方
　　4位音乐人几乎是不约而同地对北京的公园发生了兴趣。
　　在中山公园，托普用灰砖砌了一堵一人来高的清水墙（即没有抹面层的墙），这堵墙和袋装水泥围合而成的空间里安装着白色的耳机。任何一个过路人如果有兴趣，都可以戴上耳机，聆听大卫·托普在北京录下的各种声音：鸽哨、虫鸣鸟叫、钟声，街头艺人的弹唱，扩音器里的降价信息和流行歌曲，自行车铃铛的脆响，车轱辘辗过地面……每个声音都像落进沙土地上的水滴，稍纵即逝。
　　这个装置的名字叫《北京水书法》，灵感来自于在天坛公园外练习书法的老人。老人们用特制的大号“毛笔”（笔头用厚海绵制成）蘸水在地面上写字，“墨迹”一干，字就消失，接着再写———这让托普联想起声音即生即灭的命运。
　　在日坛公园的拜台，曾5次获得格莱美大奖（Grammy）的布莱恩·伊诺沿着圆形的围墙，等距放置了16只播放器。播放器按照不同的时间间隔，次第播放电子音乐模拟的钟声。某一时刻，拜台周围可能是一片寂静，也可能有数量不等的声音响起，那些清脆圆润的声音被圆形的墙壁折射、延长。
　　展览开始之前，伊诺花了半天的时间调试，并询问那些在拜台周围放风筝的老人，他们是否喜欢播放器发出的声音，直到得到满意的答案。伊诺专心致志，想为公园里的老人创作一种声音：“北京的公园是我在北京见到的最安静的地方，老人们在公园里自得其乐，那种景象很让人感动。人们喜欢这些地方，就是因为这些地方安静。”
　　要加入一种声音，使得安静的地方更加安静，伊诺想到了钟声。“和中国一样，我的国度有做钟的传统。很多年来，英国的钟声让我着迷。钟摆以谜一样的顺序随着钟声摆动，当钟声停止之后，它的摆动还会延续一阵子，我特别喜欢那种声音和摆动渐弱之后余音袅袅的感觉。”
　　与大卫·托普和布莱恩·伊诺一样，克里弗·贝尔也认为，公园是北京最美的地方。但贝尔在北京的公园里听到的是热闹：“到处都有人说话、唱歌，大家都忙着锻炼，很多人根据中国民间音乐跳踢踏舞。”
　　此外，贝尔还注意到，北京的大街小巷都有人唱流行歌曲或者吹流行歌的口哨，商店里的女店员一边卖东西一边跟着播放器哼唱那些当红的曲调。
　　3月，贝尔从北京的街头、饭馆、商店、理发店搜集到若干首流行歌曲，从中选出最受欢迎的10首，拿回英国去重新配器，用英语翻唱，并制作成CD。10月，贝尔回到北京，把CD随机散发给北京的商店、饭馆、理发店，请店员自由播放。
　　
　　听《七里香》讲故事
　　“我希望，当人们听到他们熟悉的中文歌用英语唱出来的时候，能想点什么。具体他们会想什么，我不知道，我感兴趣的是触电一样的震动。”
　　克里弗·贝尔曾经在东京研究过尺八（一种日本5孔竹笛），也曾在老挝和泰国研究两国的国家代表乐器khene（老挝口琴，中文称为笙）。
　　说话的时候，克里弗·贝尔前面的桌子上始终放着一件由竹管和羊角组合而成的乐器。乐器下面，端端正正地垫着一块中国味道十足的蓝色印花土布，好像在暗示着它的血统。实际上，这件乐器叫“立体声羊角号”，是贝尔根据目前只能在博物馆里找到的威尔士风笛改装的。
　　贝尔将“立体声羊角号”加入《七里香》的配器中。“在西方，我们听到很多中国歌，总感觉并不特别‘中国’。现在的音乐人都很年轻，很少尝试把传统乐器放在流行音乐里。其实，传统乐器的音色很粗糙，把这种声音放进流行音乐平滑、甜腻的旋律里，会造成一种冲撞。”
　　在10首中文歌里，贝尔对《七里香》情有独钟，他称《七里香》是以经典精神制作的流行歌曲。“歌词和旋律配合得相当紧密，就像彼此咬合在一起的齿轮，听上去简单，但是哪个齿轮都动不得。”更重要的是，贝尔觉得《七里香》讲了一个“非同寻常”的故事：“尽管故事的大部分被略去了，我不是特别明白，但我还是喜欢它给我留下的想象空间。”
　　“流行歌为全世界的人提供了探讨问题的空间。你可以在流行歌里探讨性别问题，探讨男孩和女孩的身份问题，你还可以探讨民族身份的问题。妙就妙在，你用流行歌曲探讨这些问题的时候，遵循的是梦境一样的逻辑（debate　like　a　dream）。”
　　贝尔本人已经不年轻了。他在英国找到的翻唱中国流行歌的音乐人也大多是六七十岁的年纪。老人们把一些原本冲劲十足的快歌唱慢了半拍，原作中勇敢告别往昔岁月的姿态被低吟浅唱的怀旧取代。怀旧但是并不伤感，并不孟浪的欢快洋溢在每一首歌里，因为慢且渗透力很强，不由你不听。很难想象，这样的声音来自hip　hop和rap大行其道的国家。
　　
　　寂静的声音是易碎的
　　你听到过大枣落在地上的声音吗？在沙尘暴肆虐的时候，你留意过北京的风声吗？1998年，彼得·科萨克曾策划了一个叫做“你最喜欢的伦敦声音”的项目，其目的是探寻伦敦人在这个城市的音景中所能找到的积极因素。此次来京，彼得·科萨克的作品——《我最喜爱的北京的声音》像一枚探针，测量了这座城市的人们对于声音的感受和记忆。
　　科萨克委托英国文化协会在北京市民中组织了“我最喜爱的北京的声音”征集活动。两百余人参加了这个活动。每个参与活动的人被要求提交一段音频或者对他们喜欢的声音的描述。
　　一个女孩子在她的答卷里写道：“我特喜欢公车售票员报站时的声音。说来很有意思，这报站的声音既不是普通话亦不是北京话，但却与北京许多奇怪的胡同名和小街小巷的名字结合得更为紧密。坐在公车上，听着售票员报站的声音———哪怕是闭起眼睛，一幅幅北京的图画都会从脑子里浮现出来……喜欢这个声音还因为它是通过人的嘴巴说出来的，里面含着当时这个人的喜怒哀乐。这大大区别于地铁报站的声音———一种从喇叭里放出来的声音———一种报八宝山和报天安门都是一样调调的声音。这个声音让我想起家、老北京，和温暖。”
　　“自从一天早上我去天坛公园晨练，听到在祈年殿西门外大台阶下厕所门口集中晨练的一群老人所发出来的：‘磨剪子嘞，抢菜刀’的声音练习后，就再不能忘记。也许有点怀旧——拆迁后，我家从四合院搬到高楼上。我发现这是本人最百听不厌的声音，一有空就去听听。”——这是一位退休的女摄影师给出的答案。
　　还有人喜欢北京的风声；有人喜欢大枣落在地上的声音；有人喜欢电报大楼的钟声；有人喜欢中山公园锻炼老人们的合唱；有人喜欢“吃了吗？”的问候……
　　彼得·科萨克原想在中央音乐学院学生的协助下，把这些声音采集起来，灌制成CD，但后来他发现有些声音太难捕捉了———比如大枣落在地上的声音，有些声音作为语言的功能太强，不适于做成环境音乐。
　　最后，科萨克用电子手段模拟了参赛者提交的部分声音，并把这些声音录进mp3。10月的一个下午，8个骑自行车的人带着8只和mp3相连的扩音器（主办者特意强调，是那种“卖报纸和便宜商品的扩音器”），穿行在白塔寺周围的胡同里，像放蜂人一样，把北京人最喜欢的声音，灌回北京人的耳膜。
　　8只mp3里的声音各不相同，8个骑车人组成4组，每组的两只mp3组成相呼应的小和弦。组与组之间的路线略有不同，但有重合之处。他们汇合的时候，各种声音就像罐子里的水在哗啦哗啦地撞击容器；或者一阵风起，树上鸟儿齐声啁啾。
　　然而，这样的声音并不如主办者所希望的那样———和胡同熨贴地融为一体。
　　小小的胡同一通忙乱。几户居民成为自行车的征借对象。废品收购车被热心维护社区形象的居委会暂时轰到看不见的角落。负责打扫卫生的外地人动作麻利地把公厕外头摊着的一袋垃圾扔进垃圾桶，一个居民问他谁又要来检查卫生，“外国人。”他说。
　　一个胖胖的女居民问背着相机的记者：“快完了吧？”
　　“好听吗？”记者问蹲在墙脚的居民。
　　“听不懂。”他扬起脸老实地回答。胡同里回荡着“声音使者”播放的声音。
　　然而，就在一箭之隔的赵登禹路，建筑工地上掘土机的咣当声、机动车的喇叭声、扩音器传来的叫卖声一起冲撞耳膜，把胡同里的声音砸成了碎片。
　　因为脆弱，所以费力地捕捉，用大卫·托普的话说：“声音和我们的记忆紧密相联。有时候，我们深深地陷入怀旧情绪中，而这时候，一种声音往往像一支矛一样，击中我们记忆的命门。”

　　贝尔用“立体声羊角号”演绎中国歌曲

新儒家代表人物杜维明（右）号召以儒家智慧解决当代世界争端，西哲名宿瓦狄姆（左）开出的药方则是基督教　　北大新闻中心　王天天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