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几耙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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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怀乡成了新闻人物，因为5月11日对宋楚瑜的举手提问。

    2000年，任怀乡从台湾成功大学毕业之后，考入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系，2003年拿到硕士学位后，又与大陆同学一起参加博士普考，并考入本系攻读博士学位。

    直接促成任怀乡到大陆求学的是她的父母。任怀乡的父亲祖籍山东，1948年到台湾。在上世纪90年代，他曾带女儿到大陆探亲。但那次短暂的家乡之行，并没在女儿心里留下很深的印迹。父亲希望，到大陆上学能够成为任怀乡了解大陆的机会。

    相比而言，任怀乡自己的选择更具理性因素：“我们读建筑和城市规划的，应该到正在迅速发展的地方。欧美的城市规划已经很成熟了，过去之后也没什么事情可做；而台湾又很小，能碰到的情况也就那么几种，得不到充分的锻炼和施展。”

    任怀乡说，与大陆学生纷纷到欧美读书不同，台湾学生的留学选择更多元，“经常会冒出一些稀奇古怪的想法”，而选择“市场更大，机会更多”的大陆，几乎是一个普遍共识。

    虽然已在清华生活了5年，但任怀乡还是觉得有些不习惯。在接受记者采访的一个多小时里，她不断“数落”这些不习惯———尽管大多是生活细节方面的内容，她却总能从中发现文化的差异。

“台湾人是浅水鱼，大陆人是深水鱼”

    第一不习惯的，就是洗澡。台湾的高校，往往在每间学生宿舍里或几个宿舍之间配备一个浴室，而清华则是为相邻片区十几幢宿舍楼的同学配备一个大型公共浴室。

    “清华盖了很多大楼，外面看上去很漂亮，但是往往不考虑内部的舒适，洗澡就是这样。”任怀乡说，“其实，要解决这个问题并不需要花费太多。我们在成功大学时，用太阳能，或者热能系的一个小发明就能轻松解决热源问题。”

    与同学一起到校外参加集体活动的时候，所受的专业训练会促使任怀乡发现市政规划中存在的问题。她经常批评井盖的铺设方法，或者红绿灯、过街天桥的设置方位。“结果同行的大陆同学就会很不高兴。有些人‘嘘’我，叫我不要乱讲话。有一次，一个同学听我大放厥词之后，就噼里啪啦地说：台湾人就是事多！太娇气！你们是浅水鱼，要充足的养料、阳光才能活下去；我们大陆人是深水鱼，给一点阳光和空气就能活得很开心，并且尝试去改变。”

    这类的分歧很多，所以，除了导师组织的聚会，任怀乡极少参加大陆同学之间的集体活动。她惟一的健身项目是到工体北门的酒吧里跳舞，因为那里有很多台湾学生，跳舞之余可以聊天。

    在学校，任怀乡和另一位台湾女生同住一间宿舍。尽管与大陆同学住对门，但除了碰面时笑笑打招呼外，两个台湾女孩跟对方没有更深的往来。

    对于几乎已成为清华学生生活一部分的 B BS，她们也极少在上面“潜水”，更少“灌水”。“开始的时候还会看一看，后来就觉得没意思了——里面的信息很单一。对政治问题、社会问题的讨论，几乎在开始之前就可以预期大概会有哪几类答案。而在台湾，这种讨论相当多元，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冒出一个新的看法。”任怀乡说，“清华的BBS上还有一些生活资讯，像图书馆和教学楼的开放时间、食堂和球场上的见闻，这个星期哪个商场在打折，等等。当然，这些信息很重要，但是，我们总希望BBS上的讨论能有一些超出这个的东西。比如，‘水木’上有谈恋爱的版，但大家只是在上面找找朋友而已；而在台湾，这种版面上会有人讨论性，讨论伦理，讨论同性恋、双性恋。”

“北京的大气令我感动”

    虽然有这样那样的不习惯，任怀乡仍然表示她在清华的生活不乏乐趣。

    5年的留学生活也把对清华的某种情愫浸透到了任怀乡的心里。走在校园内的林阴小道上，她开玩笑般笑着说：“清华就是让人越待越不想走，根本不用‘统战’。”

    与许多在北京求学的台湾学生一样，任怀乡喜欢北京。在她的书架上，有很多关于北京胡同的研究专著和图册。

    “很奇怪，几乎所有的台湾学生都喜欢北京，这里总是我们的首选。”任怀乡告诉记者，“虽然也会有人去上海，但往往主要是出于工作上的考虑，而不是真正喜欢那里。”

    北京的性格，被任怀乡概括为“大气”。

　　“在台湾，我们会拼命地抓住一些东西，努力保存并汇集每一点微小的记忆。比如，‘日据’时期的排水管，我们也会小心翼翼地将它保存下来，因为它见证了一段历史。而在这里，很多东西虽然‘轰’地就没了，但北京人依然是北京人。一个北京人，就是一段历史、一种文化。”

    “北京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容纳很多的东西。比如，一下子胡同全没了，涌进很多高楼大厦，但北京人依然能够安之若素，照样过他们自己的生活，就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这种大气就让我很感动。要知道，北京和台北不一样，台北一直向外界打开，外面的东西都是一点点来的，但我们依然有受冲击的感觉，而北京却是一下子打开的。”任怀乡感慨道。

    任怀乡希望，两岸学历互认能早日实现。这样，“我就可以两头跑，看哪边的发展空间更大，就在哪边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