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年浮生,她们在主义之外

    2005-0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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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周末    2005-08-04 15:31:49


      王峻拍《十人十年》是因为接到一道“命题作文”:做一组纪念世妇会在京召开十周年的记录片,要求所拍摄人物有十年前的影像素材———因为这个条件的限制,选人物变得非常麻烦。
      看了近1000盘带子后,终于选出了10位妇女。
      在完全没有接触到拍摄对象的时候,作为该片的总策划,王峻对“十年”有如下预设:这是没有战争的十年;妇女开始自觉地运用生育控制的概念和手段;高技术产业改变了农业社会和重工业社会男性占强势地位的社会结构,为女性带来新的空间和岗位;2003年,中国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按照联合国的理论,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的社会将出现瓶颈状态,社会再发展,更多受文化的制约……对于要拍摄的群体——女性,王峻有一个一直以来尚待证实的判断:时代的痕迹往往较早投射在女性身上,她们抓住时代可能性的能力要比男性大。“我有一个研究清代佚名诗人的朋友,他走遍了全国各个地方,发现当男诗人还在以社会角色写诗抒情言志,表达自己要如何改造社会的时候,女诗人已经朦胧地出现了自我意识,对人生和命运的关注在诗里更多一些。”王峻认为,拍片的经历,印证了他的判断:“她们的心灵更自由,也更深邃。”
      

      十年流逝,人会有足够的理由感慨人世沧桑,时代跃动,“主义”飞翔;而对于一位女性,十年流逝,最真切的痛感也许是当自己面对镜子时,发现眼角出现了鱼尾纹。
      《十人十年》拍摄下来,王峻最有感触的女性主题是:焦虑、平淡、适应。这些主题似乎与“女性主义”无关。
      
      “媒体把我说成神”
      也许是以前的“触电”经历不那么愉快,这10个人对于摄影机再次进入平静生活或多或少都有疑虑。因为善举曾被媒体广为报道的杨竹红反应尤为激烈:“媒体都是骗子,我做了我想做的事,媒体把我说成神。”
      王峻跟杨竹红通了若干次电话并几次面对面地深谈,在双方建立起理解和尊重之后,杨竹红终于同意拍摄。
      杨竹红是个富人,富到可以到五星级宾馆修指甲。但她并不幸福。坐地铁,列车钻隧道的时候,她想用头撞车厢的玻璃;一个人在家,尽管是在12楼,大门紧锁且有保安,她总觉得窗帘后面藏着人。
      十多年前,眼科大夫杨竹红从医院辞职,先入传媒业,后又下海经商,目的是为了赚更多的钱去干自己想干的事,这些事情包括:旅游,建一所眼科医院,用自己所长服务社会。当她真的有钱之后,她发现自己既没有实现这些愿望,也失去了对它们的想象。杨竹红觉得,自己的现在是对自己过去的背叛。
      当医生的时候,杨竹红从媒体中知道,宁夏农村的一个孩子因父母双双得了眼疾而辍学在家,便只身赶到了这个孩子的家,为他的父母治好病,并留下了自己的积蓄,让孩子重返校园。因为这件事,杨竹红上了电视。在两年前的一次商业聚餐上,有一个陌生人执意说他认识杨竹红,最后断定曾在电视上看到过她。“我当时恨不得钻到桌子底下去,我知道我的脸肯定红到了耳朵根,我拿起包就走,尽管那顿饭应该我埋单。”
      杨竹红还做过很多其他的善事:捐钱、献血、种树……她的女儿这样评价她:“她当年去宁夏是为了理想,现在所做的一些小善事是为了心理的安宁。”
      “杨竹红是标准的‘红旗下的蛋’。她下海之后父亲不准她进门,认为商业是可耻的。后来有邻居告诉她父亲,她给人免费治病,父亲才容许她进家门。她的焦虑有时代的投影:过去认为商业可耻,现在崇尚商业,两极的东西都发生在她身上。”对拍摄对象有深刻体察的王峻说,一点小事都会让杨竹红有挫败感。她曾经把普鲁斯特的书拿来,翻着的时候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好的文学青年,翻到十几页读不下去了,下定论自己是个失败的文学青年。另一次,她兴奋地打电话给王峻,说自己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看完了。“你们来的时候我在看《希拉里传》,但是我没看完,可是我一口气把保尔·柯察金看完了!看完之后决没有当年的激情和浪漫,但是我要跟你证明的是,我一口气又把它看完了!”
      王峻认为,杨竹红的故事印证了联合国的“GDP理论”。“相对于物质,我们社会的文化是滞后的。文化就是这样,柔石说‘向下看是奴隶的死锁’,向上看无边无际。杨竹红的焦虑是时代的焦虑。”
      
      “我们大脑里头和我们现实的简单生活”
      从1995年开始照顾弃婴的陈锐也是坚决不让拍,理由是“我没那么好”。为了打消这样的疑虑,王峻等人不带设备先冲过去,做观察和交流。拍的时候,有意淡化她们的“高尚”,只拍日常状态。
      10年前,陈锐是富足人家的全职太太,一次偶然的福利院之行让她一下子陷入某种纠葛之中:每个眼睛亮晶晶的孩子背后都有一段忧伤的故事。陈锐当时的想法很简单,把丈夫每个月给她的零用钱分一些给孩子。
      10年中,陈锐照顾的婴儿从十几个增加到100个、200个,这中间,她经历了丈夫破产、离异、孩子判给丈夫。这些叙事线索在记录片中被淡化了,连缀在一起的是一个接一个的生活场景。陈锐坐在福利院的地板上逗一个患脑瘫的孩子,咿咿呀呀地说着只有她和婴儿之间才懂的语言,眼睛里满是交流的喜悦和发现的惊奇。一个孩子被人领养的时候,陈锐有些戒备地嘱咐领养者:“他已经有了一点记忆,如果你们对他好,他没有问题。”之后的画面是孩子面朝福利院大哭不肯离去的脸。
      另一个把“平淡美学”发挥到家的例子是拍东北养路工崔万红那集。1995年,崔万红和丈夫离婚,不久两人又因为孩子的关系住到了一起,但是一直没有领证。十年前,因为缺医少药,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死在山里,夫妻间的感情纠葛都从这个已经去世的孩子衍生出来。十年间,除了从林区的泥石路道班搬到县城,崔万红一家的生活几乎没有变化,“养路工的生活极单调,就是扫地。冬天他们把雪扫到路边,轮子比人还高的卡车开过来,雪飞起来溅他们一身。两人上班之前把床底下的脏衣服掏出来穿上,回家之后第一件事一定是把脏衣服里朝外叠好放到床底下。他们的家干干净净一尘不染,每天早晨沙发底下都用棍子够着擦一遍,投抹布的水都是干净的。”
      他们的生活没有故事,就是“劳作、谋生、失去孩子、离婚、又在一起生活”。作为些许调剂的是夫妻二人的“二人转”性格,你有来言我有去语,自己抖包袱、自己接。
      如此琐碎的“静态”生活曾让王峻惴惴不安,担心作为选题立不住。后来他发现,“在变化里面,需要这么一个不变的”。于是,他和摄像在崔万红家住下来,笃定要拍“我们大脑里头和我们现实的简单生活”。“日常琐碎的生活导致了千家万户的变化,同时也是人们认识生活的重要途径。”王峻在文案中写道。
      
      “哪儿都是我,又哪儿都不是我”
      10年前,22岁的农村姑娘邹芙蓉作为《生活空间》中的一个即景,第一次出现在央视的镜头中。那时,她刚从广东学完美容美发回来,在家乡江西宜丰县城开了一家小小的理发店。店的招牌是学过画画的邹芙蓉自己设计的:三个并列的仕女头像,笔画极简,最醒目的是红嘴唇。
      邹芙蓉坐在理发店的瓶瓶罐罐前面,头发是由原本乖巧的“扣边头”烫出来的“大波浪”,年轻的脸蛋经过点染,混合着“时尚”和乡土气息。
      记者问:你为什么(从广东)回来?
      邹芙蓉回答: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也很无奈。
      她没有想到,这句脱口而出的通俗歌词成为她此后十年的人生写照。
      十年之后,邹芙蓉再次出现在央视的镜头中,头发变成向各个方向髭着的“毛寸”。这回她是《十人十年》中的一位主人公。
      “邹芙蓉老是在折腾,从空间上,是从乡村到都市,从心理上,是在生存和理想之间。”王峻说,邹芙蓉就像她朝各个方向支棱着的头发。
      十年之中,邹芙蓉的理发店从小到大,生意好的时间连毛巾都不够用,店面从一层变成两层阁楼,再变成兼营化妆和发型的“造型店”。但这份生意,她却做得三心二意,“阁楼下做头发,上头做画室,每天在上头画画。”开店之余,邹芙蓉与人合作拍摄时尚造型图片拿到杂志上发表,还曾在县城举办过“时尚造型摄影展”。纪录片里,表现“摄影展”的内景紧接一个外景:一辆四周贴满“羊毛衫跳楼价甩卖”的广告车从街道上开过。
      10年之中,邹芙蓉几次来到北京,学摄影、学化妆、任职文化公司,哪次也没有呆到一年以上,表面的原因是生育,真正的原因,她自己也说不清楚。
      “按照我们俗人的理解,一个机会来到的时候,你就应该去抓住它、实现它。可她不。她的片子已经卖得很贵,她化妆的手艺已经远远超过了电视台的化妆师,按理说,她已经具备了在都市生存的能力,可她说跑就跑。”邹芙蓉最近一次来北京,王峻给她介绍了一份化妆师的工作,“她到了那儿,表现出的是沉闷和退缩,从旁观察,发现别人都是积极主动,很羡慕,她不去想,有些事情是需要一个过程才能做到的。”
      王峻想拍邹芙蓉离开都市的场景,把机器架到了后海的小资咖啡馆茶马古道。“只有一个角度能拍她,而那个位置早就被人预定了,我们只有一点时间。但我怎么问她,她都不说话,她也很愤怒自己,很焦虑,到后来就只有哭泣。”“邹芙蓉在某种意义上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缩影。当她想在都市谋生的时候,她的文化底蕴和教育基础都不够。她一直以来生活在乡村文化中,而化妆和造型都是都市文化,她的支点支不住,迈1米肯定退8厘米。把都市的门打开看一眼,里面太热闹了,哪儿都是我可又哪儿都不是我,我索性扭头走吧。”王峻一直继续着对邹芙蓉背影的形而上思考,“她是一个有大变化之后还值得拍的人,拍她如何真正适应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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