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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杨天石治学记

    2009-01-08

    Tag：过往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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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7月23日）

    这个月15号，72岁的杨天石将第五次去胡佛研究院，读新近公布的1946年到1955年蒋介石日记。几年前，杨天石第二次去胡佛，曾以为以后再也不用去了，“该看的争取都看完”。没想到，“最后一次去胡佛”的时间被一次次延后。蒋介石的日记从1915年一直记到1972年。 杨天石42岁从中学老师转行做近代史研究，他的愿望是写出科学的蒋介石传、中国国民党史和中华民国史，但“蒋介石日记不看到最后一页，我不会动笔。” 

     

    对于“不满意结旧章和不看资料就拼拼凑凑写文章”的杨天石来说，这是一条不归路。该看的资料“几辈子都看不完”：

     

     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的《蒋介石个人全宗》文革之后到2003年曾开放过，杨天石看了“百分之八九十”；台湾的大溪档案和国民党党史馆所藏的合计数百万份档案，杨天石只看了很小的一部分，重点是蒋介石日记的类抄本，全部看完并且花6万台币请台湾的学生抄了下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收藏五十几位中国名人档案，其中光顾维钧档案就10万件，杨天石浏览到的只是全部馆藏资料的冰山一角；胡佛档案馆收藏的中国近代史资料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杨天石走上研究近代史的不归路，研究起蒋介石。完全是因为一系列时代的机缘巧合。 

    1我原来的兴趣是文学，理想是写诗、写小说。研究近代史之前，我是中学教师。进入近代史研究大概是在1972年，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要编写《中华民国史》。他们需要南社的资料，就是柳亚子搞的南社。我在1962年写过一篇关于南社的文章，他们跟我谈了两次，希望我参加工作。那时候叫做“协作”——我还当我的中学教师，业余时间编南社的资料。 我最早接触到南社是在1958年。我们班编写《中国文学史》。那个时候提倡大学生编书，全班同学都参加。我在北大是“走白专道路的典型”，一开始工作的时候，因为业务不错，让我当“隋唐文学组”的副组长。因为我和组里的一件有分歧，他们想把一部分作家都打成反现实主义作家，比如李商隐，我不同意，所以写完初稿之后，我就被赶到丰台桥梁厂去编工厂史去了。 在这之前，因为老革命家、近代文学研究专家阿英同志提出来，写中国文学史，不可以不写南社。我就被临时抓夫，去补写南社这个章节。 《中国文学史》出版之后，全班同学兵分三路，一路编毛泽东文艺思想；一路写中国小说史；一路编注《近代诗选》。我选择了《近代诗选》，除了这是个空白，也因为搞注释一向被认为是“虫鱼之学”，没什么人愿意搞。我当时正在受批判，北大搞过全校性的“杨天石个人主义展览”，我的日记、文章、我在反右中的言论被搜集起来，布置在三四间屋子里搞展览。 在中学，我当过团总支书记，是“红专典型”。进了大学后，1955年周恩来提出要向科学进军，知识分子要通过学术为社会做出服务。我跟团支书交心说，我在中学是做共青团工作的，我那个时候我曾想一辈子当中学的团委书记，做人的思想工作。但是现在我进了北大了，我要通过学术为社会主义服务。结果被扣上“标榜通过学术为社会主义服务，拒绝思想改造”的帽子，说我是有纲领的、有明确思想的“白专”。 后来，反右斗争来了，当时北大揪了好百个右派，揪了四批，我觉得很多人不是右派，但我一直没有讲话，当我的下铺被揪出来的时候，我忍不住了。这个同学解放以前是地下党，一解放就参军了，从部队复员后又考上了北大。大鸣大放后期，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时候说“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错误的”——这实际上是反右信号。毛泽东上午讲话，中午我这个同学马上找了一张黄色的油光纸，把这句话工工整整地写上，贴在自己的床头，应该说他的反应很迅速，跟党跟得很紧密。我用这个例子为他辩护，团支部书记说那是“假象”。我因为替他辩护，就被定为“严重右倾、丧失立场”。 大跃进的时候。外面吹亩产几千斤，上十万斤。我们班也开了个大跃进的会，有的同学吹要创造马拉松的世界纪录，有的吹要写一部超过杨沫的《青春之歌》的小说，有的吹要写几部电影……我吹不出来。毕业分配的时候，又红又专的学生，哪怕是学习一般，但政治可靠的，都要么留在北大，要么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外交部`、中央党校……我呢，想起了龚自珍的一句诗，“至竟虫鱼了一生”。我想，我这一辈子如果能给古书去做注释工作，也就可以了。 2没想到，“至竟虫鱼了一生”也做不到。因为是“白专”典型，我被分配到南苑飞机场附近的八一农业机械学校。这个学校是培养拖拉机手的，学制最长半年，最短一个月。我教语文。一个星期要二十四节课。因为是短训班，有时候没有课，我就看传达室。 《红旗谱》里朱老忠说过一句话“出水才看两腿泥”。这时候我已经不想当作家了，我想做学问。从到八一农校的第一天起，我就想靠做学问得到社会的重视，从培养拖拉机手的学校调出去。 我礼拜六晚上进城，借住在同学单位的传达室里。看门的老大爷礼拜六回家，我就在他的床上睡一晚。礼拜日一早就进北图，晚上闭馆以后从北图坐车到永定门，再从永定门做长途车到南苑，然后走回八一农校，有时候。要走到后半夜一两点钟。 这样的生活持续了一年半， 后来在大跃进中匆匆上马的八一农校关门了，我调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当时，我给自己选的研究课题就是南社，这个题目没人做过，我要写一本《南社研究》。 书在文革之前就写出来了，中华书局已经排版。但文化大革命来了，中华书局要我加强批判，理由是南社是资产阶级文学团体。我觉得我已经批判得很厉害了，再加强就是说违心的话了，我不同意。中华书局就把版拆了。 在这之前，1972年我还写过一本《王阳明》，发行量30万册。那是我生平写的第一本书。 这本书为什么这么大的发行量？书店没书可卖，任何一本新书出来，都趋之若鹜。当时，庐山会议批判天才论，毛号召干部要学点哲学史。中华书局闻风而动，找人来写《王阳明》，他们找来找去，谁敢写啊。我并不是写这本书的适合人员，研究哲学史、研究王阳明的人很多啊，但没人敢写。 大学毕业以后，我业余学哲学史，因为我感到研究文学，没有哲学思维，不了解思潮，做不好。要研究哲学，还要懂佛学，所以我看了很多佛学的书。当时哲学研究所的吴则虞先生瘫痪在床，他想编一本《中国佛学思想文选》，我就给他当帮手。那期间，集中读了一些佛学、哲学的书，中华书局找我，我就答应了，两个月就写出来了。 这是第一本。后来我又写了第二本，叫《泰州学派》，第二本写完交稿后，又要求我写第三本《朱熹》、第四本〈黄遵宪〉…… 后来我调道近代史所之后，同事们都说，幸亏你是在中学里，你要是在近代史所，你绝对写不出这么多书。中学相对来说比近代史所风浪少一些。 31974年，我跟近代史所“协作”编写南社的资料。编了两年就参加了〈中华民国史〉的写作。我是怎么得到这个机会的？有一个同志本来负责编写两章的内容，他觉得精力不够，就把我推荐给当时课题组的组长李新。 我不是学历史的，又是个中学教师，但李新没有犹豫就说，好啊，欢迎。没过几天，就给我开介绍信，让我利用暑假到南京、上海去搜集资料。这样，我就写起〈中华民国史〉第一编第一章〈同盟会成立以后的革命斗争〉。 写着写着，近代史所就都知道我这么个人了。那时候，写作是没有稿酬的，“协作”也没有外块，我利用业余时间，给近代史所当了4年“苦力”。到78年，他们就把我调进来了。 之前有好几个单位要调我，师大附中都不放。到近代史所要调我，我想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我就去找师大附中的革委会主任，请他放我。主任说行但得拿人来换。这个人还得满足三个条件，业务上不低于我，是共产党员，能当教研组长。 我把这个情况告诉近代史所的人事干部，他说你放心，我有人换。那时候落实政策，很多家属从外地调回北京，代史所一下子给附中送了18份人事档案。师大附中挑了半天，一个都不要。近代史所跟我说你别着急，我们还有人，然后又送过去五份，还不行。 我想，完了，最后的希望没了。 天无绝人之路，我的邻居告诉我，安徽师大附中的语文教研组长因为照顾两地关系要到北京来了，还没分配工作。我一听说如获至宝，登门拜访，对方欣然同意。可是，革委会主任还是不同意，他一查，对方是大专学历，我说请你高抬贵手吧。最后他同意了。 办调动手续的时候又出了问题，师大附中的人事变动要经过北师大的同意。师大一看，这个人要往学部调，我们师大可以自己留下来嘛。人事干部帮我撒了个谎，说这个人口才不行，不适合教书。 经过这么一个曲折的关系，我到78年4月才调走。我已经42岁了。那个时候哲学所、近代史所、文学所都想调我，我的态度是，哪个所调我成功我就去哪个所。因为那时候我我的想法是，只要我能做学术研究，那一行我并没有很大的选择。到了近代史所以后，我想我做个三年五载，还回过头去搞文学。没想到这是一条不归路。要做的事情这辈子做不完。 4进入近代史我是从孙中山开始的。因为我要写《中华民国史》第一编第一章《同盟会成立后革命斗争》，从1905年同盟会成立，一直写到1912年孙中山让位袁世凯。不可能不研究孙中山。 写完第一编以后，我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写《中华民国史》的第二编第五卷，北伐战争与北洋军阀的覆灭。这次主角换成了蒋介石。 我们开始写《中华民国史》的时候，当时近代史所的所长刘大年和时任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的胡乔木同志都反对。认为写《中华民国史》有两个中国之嫌，要解散这个研究组。 李新这个老同志有骨气。顶住了。他也不跟他们讲道理，就说我们的任务是上面交下来的，有文件，要我们解散，拿文件来。拿不出来，当然就解散不了。 因为乔木反对写《中华民国史》，李新同志始终“耿耿于怀”，后来1979年乔木组织解放之后第一个学者代表团访问美国，把李新选进去了。我就跟李新同志讲，乔木同志让你去访问美国，这就是乔木同志承认错误了。 〈中华民国史〉我们从1972年一直写到现在，新材料不断出来，原来的一些“定论”也受到了挑战。前段时间，不是国家成立了个清史编纂委员会，在这个形势地下好多人都想搭这个顺风车。写“中华民国史”的呼声又起来了。有两种意见，一种是重写，国家成立中华民国史编纂委员会。这个我不赞成，我们已经做了三十年了，一年十几万块钱的经费扔了进去，原来的基础不应该丢下，我主张是修订扩编。几十年几百个人参加过这项工作。最后没有人修订统稿，书肯定问题百出。 在一次中央文史研究座谈会上，我跟温家宝说，希望你支持我们完成周总理和董必武等老同志的遗愿。温家宝说请你给我写个报告，所以我就给温家宝写了个报告，总理过了半个月就批了：“请文化部，教育部，就此事进行调查研究，提出意见”。 但总理的批示很久没有下文。我又给总理写第二封信。随信把我们已经完成的中华民国大事记，民国人物传和中华民国史已经完成的部分一起寄去。总理又批示了，这次是批给新闻出版总署，“请宗源同志阅研”。 新闻出版总署接到总理批示以后赶快给我打了个电话，图书司的一个司长约我去面谈，把总理的批示和石宗源的长篇批示给我看了，表示支持。他又问我，这个事情你觉得社科院、文化部、新闻出版总署哪个机构来做比较适合。我不好说社科院来做，我就说三个机构哪个都可以。他说你回去给我写个报告，包括1972年周总理怎么批示的，你最好把批示的原文给我找出来，我们好给温总理写个报告，以后的事情是我们各方协商。 我写了一个报告之后，就再也没有下文了。我后来给他们打了个电话，那个司长说，这个事情，总理已经批给文化部了，我们就不好插手了。我说不对啊，总理最早是批给文化和教育部共同调查研究，后来不又批给新闻出版总署，请宗源同志阅研吗？他说，总理批错了。我们新闻出版总署原来是文化部的下属机构。如果文化部找我们，我们会发表意见。如果不找我们，我们也不不便参与意见。 我本来想给总理再写信说，您批给新闻出版总署，新闻出版总署说您批错了。后来所有人都反对我，说：你怎么能这么写，这么写你把新闻出版总署就得罪了。 我又托人到文化部打听，总理的批示由什么下文没有。传回来的消息是，先完成清史，民国史放一放。 后来国民党元老居正的孙女给温家宝写信，也是要求修订中华民国史，温家宝批给陈至立。我就和居正的孙女联合给陈至立写信。陈至立让秘书给居正的孙女打电话，说这个信收到了，这个事情我们一定会认真的办好。给我一个批示，说此事已转文化部。 这个事情等于又搁浅了，我本来还可以再给总理写信。但是我现在不想写了，为什么呢？两岸出现了新的形势，正在建立和平关系，搁置争议。如果以国家行为写中华民国史，只能写到1949年。 5如果上帝给我时间，让我在活着的时候，把国民党史和蒋介石研究这做完，我谢天谢地了。别的事情我管不了那么多。 我写起国民党史也是阴差阳错。1988年，上海有几位学者给胡乔木写信，建议编写中国国民党史，其实是想要胡手上的令箭。胡乔木批了一段话，“这种事情，以近代史研究所来做为好”。当时社科院的院长胡绳就把这个事情交给我所在的研究室。 但我们没有精力，《中华民国史》还没写完，就把这个任务推给“政治史研究室”，他们也不干，说他们的研究范围只到五四。皮球踢回来了，总是乔木布置下来的任务，我们只得做起来。开始计划写一本书，报了国家基金会，国家基金会给了4万块钱。 我们编写小组本来有四个牵头人，一个不久之后就去世了，一个后来去了英国，另外一个要去美国，就剩下我一个人。那个时候国家基金会项目的完成日期已经过了，我又把这个项目拿到社科院的“重点项目”重新立项。两万五千块钱的项目经费给了我，我拿到了1万5千块钱，还有一万块钱扣着，等着完成以后作为奖赏。一万五千块钱我要支持6本书，300万字的出版。 我这个人做事有个毛病，总是贪大求全。我想完整的国民党史至少应该有六卷的容量：国民党的思想理论》、《国民党的党务与组织》、《国民党政权的内政》、《国民党政府的对外政策》、《国民党的联共与***》、《国民党的统治机构》。 今年1月份，由杨奎松撰写的70多万字的第五卷《国民党的联共与***》已经出版了，我只能给他不到三千块钱的“经费”。其他五卷书还在修改中。这个项目不结，我就没有资格在社科院申请新项目。 我曾向院里提出来能不能增拨一点经费，现在，像这种五六卷书院里至少要给五六十万，最高已经给到80万了。院里说，院里支持新项目，已经拨款的旧项目不得再增加。所以我无钱运作。好在这些学者，没说没钱我不干了。但是现在是市场社会，有些学者说，这个项目我一定给你完成，但是哪些项目经费充足，我就先做着。 没有办法，今年我申请了国家社科基金会的项目，题目是《蒋介石的日记和日记中的蒋介石》。我满打算拿到这个项目之后，今年去胡佛看档案的经费就有了。很不幸，落选了。幸好北大赞助了我5万块人民币，否则今年去胡佛的钱我只能自己掏。 胡佛我去过四次，第一次是1990年，作为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的访问学者，美国人支持我3个月的经费，我用这笔钱在美国待了六个半月。第二次去胡佛是哈佛请我开会，会后我自费留了三个星期。第三次去胡佛是胡佛的支持，机票社科院出，生活费由胡佛承担，它给了我两千五百美金。我待了两个月。斯坦福是全美生活最高的地区。去年是第四次，我去待了不到三个月。房租3000美金是自己掏的，机票是从我的课题费里报的，我不是有个《国民党台湾时期史》吗——一共有30万块钱，要支撑三卷书的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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