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几耙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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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严绍璗口述

口 本报记者 石岩  实习生 张丽红 采访整理

 1，跟着东方红学日文

我个人认为，国内“中国学研究”的谱系要推到20世纪的20年代，是从王重民先生才开始真正的中国学研究的。

王先生原来是北京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后来是北大教授，他从1920年代起，在法国和美国追踪敦煌文献。尽管他当时并没有意识到他在做“中国学”研究，但他做得工作是当之无愧的筚路蓝缕。后来，王先生的朋友向达先生跟他一起做这件事。向达先生是我们国家著名的历史学家、目录学家，也是北大教授。另外还有两个人要提一下，一个是北大历史系教授周一良先生，他在三十年代开始研究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另一位是朱谦之先生，他是北大哲学系的教授，他从1940年代开始注意研究中国文化是如何传入欧洲的。

此外，1940年代在北京有两个组织——中法大学的“中法研究所”、燕京大学的“燕京哈佛学社”——开始从事中国文史材料的编纂。解放之后，这两个组织都作为侵华机构被封存了。现在，这两个机构编纂的材料都在北大图书馆。

60年代初期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解放之前，曾在中法大学任教。64年他提出“燕京哈佛”和“中法”的资料已经封存了好多年，我们都不知道里面有什么，能不能从北大找几个功底好的学生去翻翻。

这么着，1959年的时候，北大副校长魏建功先生就推荐我留校做这件事。这样，我初次接触到了所谓“Sinology”的知识。

提到魏先生，这里要插一句，台湾人今天之所以讲国语有80%的功劳是魏先生的。当时台湾被日本占领，推行皇民教育，台湾人大部分讲日语，剩下的讲闽南话。当时国民党“教育部”部长朱家骅是魏先生的朋友，派魏先生带领人马到台湾强制推行国语，不准台湾人在学校用日语和闽南语教学。当时很多老师也不会讲普通话，魏先生他们就设了一个国语电台，好比明天该讲这课了，提前一天，电台里一遍一遍地播放这一课的课文和生字。这样经过三年，台湾的教室里面开始普通话了。

我1959年入北大的时候，魏建功先生是我们的专业主任。在学生的外语学习方面，北大的政策是中学读什么大学就读什么。我初中学俄语，高中学英语，所以大学就被分到了英语班。当时的英语课老师也不讲什么，全让我们自己看，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拼命学。第一学期完的时候我考了73分。后来才知道，当时分班分错了，把我们分到了英文三年级。魏先生看我学习语言的能力还可以，就跟我说，英文学的好是好事。现在日本人研究我们中国文化很多，出了很多书，我们得翻翻这些书，不要让日本人笑话了。不如你学学日文做点准备吧。这样我就去了日文班。

当时日文是很不吃香的，除了日语专业的全校只有9个人在学日语。我能学好日文还要归功于文革。文革的时候，我已经毕业当了助教。我不是革命对象，因为北大当时要革命的对象太多了，根本轮不到我这个助教；我也不是革命动力，革命动力都是比我们年轻的红卫兵，而且我的出身也不好。我就到处找唱片，当时只发行毛主席的“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的唱片，有英文版的也有日文版的，我反反复复练习听力，熟能生巧了。

 2，鲤鱼洲上读日文版毛选

让我去整理“燕京哈佛学社”的资料我很高兴，我对传教士的历史素来有兴趣，因为我父亲和叔叔姑姑都是教会大学毕业的，我有时候就抄录《辞海》的传教士、教会大学的材料。但我出身不好，北大的党委组织部长张学书先生和中文系的书记程贤策先生都说“出身不由己，道路自己选”。这样，我就接触到“燕京”和“中法”的这批资料。我去的时候，这批资料已经封存了14年了，满地的灰啊。我弄了不到两个月，就接到通知不弄了，因为齐燕铭出事了，说他是修正主义。

不久，我也去了鲤鱼洲的五七干校，书是不能带了，我就带了日文版毛选。

鲤鱼洲五七干校的成员成员全是北大、清华的老师。干校的地址是当时中央办公厅一位负责人亲自选的，所以直到今天，北大、清华的老教师们还记得他。最初，江西省推荐的干校地点在九江边上的一所劳改农场里，负责同志看过之后认为，尽管是劳改农场却守着九江有鱼有虾，不利于知识分子改造。江西省又推荐了一个地方，在赣南的茶陵，也是个劳改农场，半山腰，整天日雾气腾腾，交通不便。负责同志还是不满意，烟雾缭绕的，知识分子容易胡思乱想。最后，有人推荐了鲤鱼洲，这是鄱阳湖的一个围堰，是血吸虫病高发区，方圆七十里没有村子。当时给我们提出的口号是：人到江西来，不能增加江西人民的负担——就是禁止我们从当地采购日用品，吃的粮食从北京运，其他生活必需品，包括房子都要自己解决。我们不向江西人民买菜，两个多月，顿顿都是酱油汤下饭。等到我们自己种的菜长出了苗，我们就有菜吃了。

那个地方老鼠很大、很多，白天从我们脚边跑过，晚上我们躺到以后敢明目张胆地从我们脸上身上穿行，我们没办法，就用被单蒙住脸，把全身包严。

在鲤鱼洲，我们自己修堤坝，我亲眼看到同事们一个个倒下，大白天，整个堤坝上死一样的寂静。物理系八个年轻老师到鄱阳湖对岸为集体寻找吃食，不幸遇浪翻船，无一生还。图书馆一个叫孔祥胤的老人舍不得吃好不容易分到的鸭蛋，在蛋壳上戳了一个洞，每顿用筷子蘸点，一共吃了两天。当时的气温三十八九度，他不知道鸭蛋已经变质，吃了之后得痢疾。我们没有车，病人送不出去，到晚上才找到一辆拉砖的车来拉他去医院，但是人已经咽了气。

我一边看着这些荒唐事在身边发生，一边读我的日文版毛选。鲤鱼洲干校一共存在了两年半，后来周总理发现了，命令他们停掉。本来按照设想，是要在那里建清华、北大的分校—— 在金色的草棚中建设第一流的社会主义大学。 

我在鲤鱼洲呆了一年多，71年7月回到北大，在未名湖边碰到了杨晦先生，杨先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可文革说他是“修正主义”。开批斗会的时候，杨先生用一个布包包厚厚一摞德文版、英文版、俄文版和中文版的马恩全集，跟红卫兵辩论：我没有修正，德文版就是这样阐述的，是中文版翻译错了，中文版是根据俄文版翻译的，俄文版本身就有问题。我碰到杨先生的时候，他先是问了我一些关于干校的事，然后突然问“你外文没丢吧？”我说，我在看日文版的毛选，应该还可以吧。他又问，那就好，英文呢？我说英文丢了不少。他说，外语这个东西不能丢，以后再学点德文，看经典还是看原著好，这样才能真正理解其中的意思。不要觉得学外语没用，以后肯定有用的。

这件事，我到现在都觉得很感动。他当时是“反党修正主义分子”，还关心我一个小助教的外文学习和外文对国家的用途。有杨先生的教诲，我才抓住日文不放，以至后来做日本的中国学研究。开始没有明确的意识，只是认为我们搞古典文化的人，如果对国外如何看待中国古典文化没有一个认识是有局限性的。于是我尽我的能力在北京图书馆看一些杂志，主要是日本对中国文化的研究，编一些东西，做一些零星的报道。

 3，“现在有很多日本人申请来中国学习，他们来了之后都被我们搞错了，研究文学的送到宗教所去了，研究历史的送到哲学所去了，你得赶快帮我们编一个目录。”

当时有个叫《古籍整理情况简报》的小册子，由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的办事机构中华书局编辑的，（由中华书局出版，）这本《简报》的主管的是低我两届的同学杨牧之先生，后来他做了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现在是中国出版集团总裁。他很有眼光，对我说，“我们需要了界国外的中国文化研究，我这个小册子简单得很，你可以大胆地写，我给你登。”从1979年起，《简报》发了我很多关于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报道，像《日本学者对中国文学史分歧的见解》、《日本学者论〈诗经〉》、《日本学者<尚书>》等等。1981年的时候，我做了一个日本学者十年来对中国古史十大问题的研究，他还特地给我出一个增刊。

我自己还出了一个刊物叫《国外中国古文化研究通报》，我们中文系主任给我点钱，我和我的同事摸出一点小情况，看差不多够二十页我们就出一本，铅印的封面，里面全是打印的。另外还有一个搞中国研究的刊物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中国史研究》，里面主要是翻译，介绍法国和欧洲的一些情况。

这里我要提到孙越生先生。他本人是王亚南先生的学生，主攻经济学。以前社科院有个情报研究所，里面有个中国学研究室，他是主任。他编了一本书叫《外国研究中国》。孙先生找到我，让我写一个日本研究中国的研究机构的介绍。孙先生为什么找到我？因为我之前在这方面有一些积累。

那是1974年，邓小平执政、整顿开始了。日本京都大学看到中国的新局面， 就向中国科学院发出邀请，希望组成一个六七个人的访问团去日本，当时中央认为北大是最合适的，因为北大在文革中处于军管之下，比较有秩序，于是就从北大挑了六个教师，文学、历史、哲学、政治、带队的和翻译，我就是中文系的那名教师。

这里岔开一句，我出身不好，我父亲是反党右派。考大学的时候，我本来是要考新闻系的，可当时新闻是保密专业，我没有资格，只有中文是不要保密的，我就去了中文系。文革的时候，人大新闻系转到了北大，成了北大中文系下属的一个专业。军代表让我去讲新闻理论，我说我不会讲，军代表说，你可以讲。“新闻是党的喉舌”，“新闻永远是党的工具”，只要坚持这两条谁都可以讲。于是，我一个被新闻系拒之门外的人，就去讲了两年新闻理论。

话说回来，孙越生先生找到我，说你去过日本，对日本有相当的了解，我们想编一个东西，理一理到底有多少日本人在研究中国文化，他们都研究些什么。因为现在有很多日本人申请来中国访问，他们来了之后有的都被我们搞错了，研究文学的介绍到宗教所去了，研究历史的介绍到哲学所去了，你得赶快帮我们编一个目录。我说我有一些名片，还可以帮你查点资料。

后来我就编了一个200人的名单给他，他看了以后说200人应付不了了，太少了，你给我弄到500人吧。名片不够用了，我就到北京图书馆去，翻阅日本研究中国文化的著作。

 4，3个图书馆，七八个月，700人的名录

我在北图呆了两个月，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呆了两个月，上海图书馆呆了三个月，总共七八个月把这个名单编辑了出来。

北京图书馆当时是八点钟开门，去借书要等柜台里的服务员聊完天，快的半个小时，慢的一个多小时。中午就更麻烦，你没办法吃饭，因为要吃饭就得把书还掉，吃完饭再排队借，差不多也得折腾一个多小时，而下午5点钟图书馆又要关门。所以我中午饭就不吃了，肚子饿好说，渴实在让人受不了。后来发现，北图一楼的男厕所里有自来水，喝水的问题就解决了。知道现在我还时常怀念北图的那个水龙头，它在两个月里救了的命。

中科院图书馆更讨厌，它从中午12点到2点关门，我没地方去。后来我发现，有一个2路车，从那开出来到蒋宅口停，我拿着月票坐上车，开到终点，再开回来，一个半来回差不多正好就是闭馆的时间。开始上去没有座位，从蒋宅口回来的时候就有了，我还可以趁机休息休息。

说来说去，上海图书馆是最周到的。他们看我天天去看书，就问我是不是要借大量的书，我说是，他们就让我把书单子开出来。我说我要几百本呢，他们说没关系，你开出书单，我们正好有个空房子，可以把书给你搬到那里去，以后你来我们就给你开门，你走我们就锁门，等你回来看。我说那太好了。

三个图书馆泡下来，我整理了一份七百人的名单给孙先生。我把名单给孙先生之后，他觉得很有意义，又问我能不能出一本日本研究中国学学者的辞典。我说，出辞典要求太高了，第一材料必须真实，第二量必须够。他说，所以才找你啊，你想办法，以后必定有用。

当时我没想到这有什么意义，现在这本《日本中国学家》被誉为国外中国学研究的第一部资料书。过了两年《苏俄中国学手册》出来了，又过了两年《美国中国学手册》也出来了，都是孙先生主持编写的。这三本书基本提供了国外中国学研究的一个入门途径。这本书在日本也有很大影响，没有被收录进去的日本学者很不高兴，认为我瞧不起他。有日本学者要访问中国，有日本学者要访问中国，签证的时候，就有日本学者对签证官说，你们中国学者严璗先生编辑的《日本中国学家》中有我，见第*页，这样我就开始被日本社会学界注意了。

 5，没有用中国国民的血汗去做一门外国的学问

又过了十年左右，1985年，我到日本京都大学做客座教授。我是京都大学第一个从中国大陆去的客座教授。

出国之前，我跟华夏出版社商量要做一件事情，我们能不能将20世纪日本中国学研究中有代表意义学者著作翻译一下，再就每人写一些研究述评性质的文章，这样，我们就算摸到日本中国学研究的脉了。华夏出版社说好。我说趁我这次去日本的机会，正好做这个事情，我一个人肯定不行，但我可以请日本学者一起讨论。

到了京都大学之后，我就与竹内实先生商量，他后来担任过人文科学研究所的所长，是位著名的中国学家。他很赞成这件事，让我开个名单，然后我们进行商讨，还开了好几次座谈会，最后确定了38个日本学者，这38个学者你拿到世界上任何研究中国的机构去都是一流的。为了确定选目，

在世的学者中，我都是去访问他本人，他做的最好论文是哪些；已经去世的先生，我就尽量找他的全集选编者，也向其他先生请教。

等我回国的时候，这38个人的眉目我已经弄清楚了。但华夏出版社的老总换人了，他们不想出我的书了，理论很奇怪：严先生你这个计划是很好的，可是你说要30卷到40卷，这个规模太大了。我们出了这部书以后，日本人不就出名了吗？我们中国人现在出名都来不及了，你怎么要让日本人出名啊？我一听完了，这事没法谈了。

后来我就让我的博士生做这个工作，不过到目前为止，只出了3个学者的研究专著。看来这件事要成为我的遗愿了。

我个人1992年出版了一部《日本中国学史》，可以稍稍安慰的是，直到目前此书还是被国内外学界认为是中国人研究“国际中国学”的国别史中非常哟扑价值的著作。此外，从1985年正式起步，我独立编著了近400万字的《日藏汉籍善本书录》（3卷本）—— 我是三十几岁的时候有了编者本书的想法，四十四岁的时候开始跟中华书局协商、立项，到现在六十七岁，二十二年了，一周前正式出版了。我做这些事，包括我30几次去日本，用的都是日本人的钱而不是中国政府的钱。我唯一可以自慰的就是：我没有用中国国民的血汗去做一门外国的学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