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几耙犁

严绍璗：“到底是嫦娥奔月影响了《竹取物语》，还是《竹取物语》影响了嫦娥奔月？”

     “如果你想写好这篇文章，一定要采访严绍璗。他是我们的领袖。我最早就是看他的书摸到学术之门径的。”好几位五十岁上下、在国际汉学领域颇有成果的学者都说。严绍璗是“世界汉学大会2007”约请的一位重量级学者，但他一直没在会上露面。

    电话里，严绍璗语速快、音量高、嗓音热情、坦率，好像舌头底下植着一根弹簧。等到见面，记者才知道，“我们的领袖”是一位67岁的老人。他研究日本文化与日本中国学，得出挑战日本民族文化纯粹性的结论，却让日本人心服口服，是日本天皇唯一“接见”过的一位中国学者。

    话题从“汉学归根结底是一门‘和’的学问”开始。严绍璗的话立刻像一条越过堤坝的大河：

   “要研究国际汉学必须确立一种基本的国际文明史观，即中国文化是世界文明的共同财富，世界各国都可以以他们自己的文化教养为背景，来研究和阐释中国文化，这也是中国文化具有世界性的表现。面对外国人对中国文化的阐释，有些人有一种惯性思维：首先看他说的对我“友好”不“友好”？考察他的理解跟我一样不一样？其实，如果我们是说这是“一”，美国人日本人也说这是“一”，那就没有多大意义了。汉学最有价值和最有意义的地方就在于它展现了世界对于中国文化阐述的不同的智慧，从而进一步提升对于中华文化的理解。” 

记者：您是研究日本汉学的专家，我不知道有没有“日本学”这个词？日本人是怎么对待这门学问的？ 

严绍璗：有。世界各国学者研究日本文化就叫做日本学。1950-1960年代以前的漫长的时期中，日本人关于日本文化的研究带有极为严重的“国粹”思想烙印，他们认为日本文化是日本人生产的，只供日本人消费。一个外国人看他们的著作，发表跟他们一致的见解，他们才会认为你看懂了。1960年代以后，他们有了变化，先进的日本学者能够接受对于日本文化的不同见解了。

记者：您能给我一个例子吗？

严绍璗：我从80年代初期介入日本文化研究，我对日本神话很感兴趣。日本神话中有个“梅原古代学”理论。

说起来，梅原猛是我的“老师”，我在他的研究所呆的时候他是所长，他对于日本神话有一系列阐释，对我有很大启示，但在某些问题上我跟他的理解不同。比如日本神话为什么认定日本的创始神太阳神是个女神？日本神话是被记录在《古事记》和《日本书记》这两部古书里的。《古事记》写在公元712年，当时日本正是元明女天皇时代。梅原猛说，正因为天皇是女的，所以一定要把太阳神说成是女性，以表示对她的颂扬。日本的天皇是怎么产生的呢？是太阳神把他的孙子派到大地上，孙子的后裔和大海里的鳄鱼结合而成的后代，就是第一代神武天皇。为什么太阳神派孙子下凡，而不是派儿子下凡呢？梅原猛认为《古事记》这本书成书的时候，元明女天皇正在策划立她的孙子为天皇而不是立儿子。

我认为，梅元猛把日本民族的起源神话当作了政治宣教，把它完全历史化、现实化了，而一旦历史化、现实化以后，神话也就没有了。我跟很多日本学者进行讨论，他们说你的想法很好，可是你得有证据啊。于是我就开使搜集证据，

第一，日本神话把太阳神作为女性是毫不奇怪的。现在世界上保存的关于日本文明的材料最早是从公元3世纪开始的，那是女性在日本掌权的时代，从公元6世纪到8世纪连续出现了7、8个女天皇，这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他们派到朝鲜半岛的第一个留学生是女孩子。另外，从日本早期的文学作品里我们可以看到女性在两性关系中是比较自由的。直到十世纪日本宫廷女官清少纳言写的《枕草子》中，里面写一个女孩子和她的情人会面，一年四季不同的体验： 夏天看着天明，听着树上的鸟叫，冬天在被窝里……这在中国是绝对不可能的，但这是日本社会的伦理所确认的。这说明日本有着长期女性崇拜的渊源。日本神话的产生和这一历史现象有联系。所以《古事记》里的太阳神是女性。

那为什么，太阳神不把儿子派到人间，而把孙子派下去呢？我认为这跟中国文化是有关系的。日本神话的构成受中国道家思想的影响很深——它以“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三极创生”思想 作为生命观念的 核心，神话里有很多情节都是以“三”为核心的。比如“天生三贵神”，就是说天神Izanaki从黄泉回归大地后在溪水边洗涤生了三个神：太阳神、月亮神、海洋 神，而太阳神的孙子下凡的时候又带有“三神器”。

我提出自己的看法之后，日本的不少学者都觉得有道理。我前后在日本演讲过好几次。2001年12月在东京大学讲演的时候， 80多岁的平川佑弘老先生拿把凳子坐在我前面，听完后跟我说“了不起的讲演，真正的比较文学！” 

记者：实际上您的研究已经挑战了日本民族文化纯粹性，而他们也接受了您的观点。

严绍璗：是。再比如，我对《竹取物语》这部小说的研究。这是9世纪假名产生以后的第一部假名古小说：一个伐竹的老人在竹林里面捡到一个寸把长的小女孩，后来她长成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子，五个男青年来向她求婚，这五个男青年都是日本历史上真有其名的王公贵族。女子出了五道难题考验她的求婚者，男青年就用假招数来骗她，都被她识破了。最后，女孩对养父母说，我对看到这些人很难过，人生充满了欺骗和伤感，我本来就是月亮里的人，现在我要离开这个令人厌恶的尘世回去了。

中国人一看这个故事就会觉得亲切：这不是嫦娥奔月吗？它和嫦娥奔月有什么关系没有？到底是嫦娥奔月影响了《竹取物语》，还是《竹取物语》影响了嫦娥奔月？长期以来学者们争论不休。

我提出一个观点：世界上早期关于太阳神和月亮神的故事都是本体论——最原始的神话中太阳和月亮都人的幻影。比如：希腊的早期神话太阳神叫阿波罗，月亮神叫阿耳忒弥斯，他们是宙斯的儿子和女儿，他们为宙斯的主妻所不容，于是爸爸就跟阿波罗说你去管白天吧，对阿耳忒弥斯说你去管晚上吧。日本的太阳神和月亮神是天神下凡后在河边洗脸，他的左眼便成了太阳神右眼便成了月亮神，鼻子便成了海洋神；同样的中国早期的《山海经》记载，太阳神和月亮神都是帝俊的孩子，帝俊有两个妻子，一个妻子生了太阳，另一个妻子生了月亮。

但我们仔细考察嫦娥奔月的故事，就发现它并不是“日月神本体论”，月亮不是神，只是神仙居住的地方。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呢？我认为这与中国战国以来对长生不老之术的追求是有关系的。研究方术的方士们已经意识到现实中不死是不太可能的，便希望在超越地球之外的地方有不死的可能。所谓海外有神山，月亮也是类似的地方。于是中国人就造出一个嫦娥奔月的故事。

我认为，嫦娥奔月是一种新神话，它的产生和人的生存意识的演进是有关系的。但在日本神话里我们从没见过有这种类似的“日月神客体论”思想，而且日本追求长生不老之术完全用的是中国的体系。也就是说日月神客体论这种思想是华夏先民的一种思想。那么体现这种思想的神话自然是受到中国的影响。我把这个理论写在《中日古代文学关系史稿》中。

日本文学会会长中西进先生看到了这本书后到中国来见我，他说严先生，您竖起了一堵墙，除非我们以后可以找到更新的材料，不然的话三五十年内没有人能够逾越。 

记者：所以我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您是日本天皇接见的唯一一个中国学者。日本天皇懂您研究的这些学问吗？

严绍璗：我想在他接见我们之前有人给他介绍过我们的研究了，他针对每个人的专业谈话，一共有十五位学者，十个日本教授、五个外国教授。每个人谈话七分钟，天皇跟每个教授都行鞠躬礼，对方回礼，但他向我行握手礼，这是所有人里面唯一的一次握手。

他问我：“先生研究日本文化、、东亚文化和日本文化，您最喜欢看什么书？”

“应该阅读的书是很广泛的。目前，我最集中看的还是《古事记》和《万叶集》。”

“这是我们日本非常古老的书，对日本人来说也是相当困难的。您觉得怎么样？”

“是很困难的，但是对于研究日本文化和文学是必须的。我个人认为日本建国时代以来一直处在东亚汉字文化圈内，所以，这些书不仅仅内含着日本本土的文化，而且还包孕有大陆包括中华的文化因素在内，所以一个中国人读这些书在某些方面可能比日本人更能理解。”

“确实是这样。我们日本文化受中华文化的影响是很深的。京都是仿照贵国的长安建造起来的，道路的南北走向都跟长安一样。日本面向21世纪，对于日本文化的研究也需要国际化，需要听世界各国学者对日本文化的见解。” 

记者：我们一直都说日本是岛国，岛国的狭隘心态，您的经验告诉我们事实的另外一面。像您这样的学者，用学识作底气，去跟日本人平等对话，这让我非常骄傲。

 严绍璗：谢谢。日本是立体国家。现在执政的自民党右翼在谋求建立强大日本的时候， 表现出极为浓重的日本国粹主义、民族主义的要求。这些人同时又受到西方政治学的教育，对东亚民族的历史毫无感情，缺乏基本的常识，或者故意无视历史真实，所以才形成靠日本经济的发展谋求在世界上的强权地位的畸形心态。 

记者：在这些人主事之后，您和日本学界还能进行以往那种心平气和的对话吗？

严绍璗：日本学者的心理状态也是多层面的。我接触到的不少教授具有理性精神和正义感。总体而言，在学界，日本文化要从“日本国学”中挣脱出来的呼声是越来越高了。 

记者：您有什么证据来支撑您的判断吗？

严绍璗：日本在22年前成立了“和汉比较文学会”，这就是一个新动向。以前这是不可能的，以前，日本人管日语叫“国语”，管他们的文学叫“国文学”——认为只有他们才是日本文化的正宗，现在这种自大的声音比以前小了。日本人的具有理性的知识分子正在从他们虚构的文化身份中解脱出来。

中国学者也要有这种宽容的心态。我们不能拿我们的学术要求和意识形态来寻求世界同胞的支持，让世界各地的人们支持我们的口号。那是非学术的想法，别人会很反感这种说法。在国际汉学在成为一门显学的过程中，应该特别警惕学术异化，警惕国际汉学异化为晋升仕途的跳板。

 记者：为什么我们管研究中国的学问叫“汉学”，而研究日本的学问不叫“和学”，而叫“日本学”？

严绍璗：我个人认为，“汉学”是一个带有民族主义和东方主义色彩的词，应该叫“中国学”。首先，“汉学”代表不了中国的56个少数民族。

什么时候叫作“汉学”呢？在世界近代化之前，以及在实现近代化的初期，别的国家拿来研究的中国文化，主要是传入他们那里的“汉族文化”，比如“儒道法”等等。那个时候，他们不仅把中国文化作为研究的对象，而且也作为自我的意识形态的材料加以吸收。

但到了近代以后，情况完全不同了，外国人对中国的研究是全方位的，包括蒙古、新疆、西藏……并且，他们不再把中国作为构建主体思想材料的一部分，而仅仅作为研究客体了。近代中国学就像医生和病人一样，医生看的是病，他不关心病人其他的情况，不会跟病人闹恋爱。

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前，把中国的学术研究叫作汉学，明治维新之后叫“支那学”，也就是“中国学”——“支那”这个带有轻蔑意味的字眼，我们当然是不接受的，在日本国内，它也遭到了抵制。到了1930年代，日本人研究中国当代文学时以竹内好为代表，了“中国文学研究会”1949年以后，日本从国家层面上废除了称中国为支那，日本文部省成立了日本中国学会。只有东京大学，一直到72年中日建交才把“支那学”改成“中国学”。1994年12月在海南开了第一次世界汉学大会，向日本学者发了请帖，他们来了之后向组委会抱怨，你们连概念都没有搞清楚，你们说“汉学”我们准备的全都是明治维新之前的材料，来了之后才发现你们要讨论的是中国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