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几耙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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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歇尔-康-阿克曼一米九几的个子，一张瘦削的长脸，一双手指细长的大手。他的茶杯上印着荷花和中国古典诗词。他说一口流利的汉语。他是新任的歌德学院中国总院和北京分院的院长。每年，他所掌管的歌德北京分院为1100人次以上的学员提供德语培训，同时，这个机构还策划开展各种“野心勃勃”的文化交流活动，诸如培训中国的博物馆、美术馆，影响中国的专业智识阶层。

阿克曼出生于德国巴伐利亚省一个偏僻的村庄。1975年，这位德国的“农村小伙”来到北京，混迹于“工农兵学员”中，成为北京大学“中国当代历史”专业留学生。怀抱着对中国的政治好感和田园诗般的想象，阿克曼却发现通过身边的人了解中国很难，于是他转向中国当代文学，从中寻找人们不愿意以其他方式表达的微妙情感和时代的蛛丝马迹。这段经历使他在1980年代成为德国第一批介绍中国当代文学的翻译家。

在翻译中国文学作品的同时，阿克曼的正式职业是歌德学院的职员，从德语教师做起，后参与创建歌德学院北京分院，直至成为北京分院乃至中国总院的掌门人。

阿克曼对自己的邻居——与歌德学院北京分院同在中关村南大街上的孔子学院颇有关注。一个流行的说法是，孔子学院是中国的歌德学院。1月22日，阿克曼接受本报记者采访，追溯了“老师”的历史，也谈及“老师”对“学生”的看法。  

与中国的缘分

记者：您最早是学社会学的，后来觉得社会学不解决问题，改攻汉学，您想用社会学解决什么问题？

阿克曼：贫困、不平等、民主……那时候我们非常理想主义者，我们是左派，我们想解决所有人类的问题。那时候你还没有出生，在西方，有一个跟文化大革命同时的学生运动。

记者：您觉得汉学能解决这些问题？

阿克曼：汉学不能解决。我只是对社会学失望了，发现它根本解决不了任何一个问题，所以，我就决定学一门根本没有任何用处的专业。那时候，汉学跟现在大不一样，基本都是古文，比如，你对宋朝的佛教感兴趣，那你就来学汉学。我们的教授大部分对当代中国不是很感兴趣，大部分也不会说中国话，你让他们谈易经，他们就非常有学问。所以，那时候，汉学是一门根本没有任何实用价值的专业。我觉得真好，我现在就在象牙塔里学习。

记者：那时候，这应该是一个非常孤独的专业吧？

阿克曼：很小的专业。我开始学汉语的时候，我们全系只有不到三十个学生。

记者：您75年来北京学汉语，那个时候老师都教些什么？

阿克曼：你可以想象，那是文革的时候。我学的是中国当代历史，选这个专业的唯一理由是可以跟中国同学们在一起学，其他专业都是给外国人单独讲课的。不知道是什么缘故，中国当代历史是中国人和外国人一起学习。我觉得，一直和外国人在一起也没有多大意思，所以我就选了这个。那时候，你可以想象，文革后期，一个比较正常的大学活动还没有开始，什么批林批孔啊，什么儒法斗争啊，我们有点哭笑不得。当然，我们的教授也哭笑不得，因为他们知道，这完全是胡扯，但是他们也没有办法。所以我们常常逃课。好在我们那时候，算工农兵学员，所以我们还下乡，到工厂去劳动，这个还比较有意思。

记者：您不觉得是浪费时间吗？您来北京，毕竟是要花时间学东西的，可是学不到。

阿克曼：你会学到好多东西，不过不一定是课程里的东西。我并不觉得那是一种浪费。我开始学汉学的时候，还是老老实实地学古文，不过，我已经开始对当代中国感兴趣，对中国的经济感兴趣。我的硕士论文是与经济有关的题目《中国五十年代的经济计划理论》。我跟我的教授争得很厉害，因为他不愿意我做这种题目，他对这些东西什么都不知道，他没法对我的硕士论文下什么评论。第二他觉得，研究中国意味着中国的历史，而不是中国的现在。

记者：可见萨义德在《东方主义》里对东方学的概括——从18世纪开始，在故纸堆里，把东方想象成后花园的猎奇的学问，直到您年轻的时候依然如故。

阿克曼：对。1970年代，我对中国感兴趣跟我的政治立场有很大的关系，我不算一个***主义者，不过，我还是对文革、中国、***有一种政治好感。可是到了中国之后，发现我们的政治幻想，根本不符合实际。

记者： 您能具体说一下吗：一个看了很多中国古典文献，对毛和中国又有政治好感的西方年轻人，他来中国之前，对中国是怎样的想象？

阿克曼：那时候比较混乱。一方面，从社会的角度，在中国可以碰到人类的前途，另外，对古老中国也有浪漫的概念。好像到处都可以发现古老中国文化的遗产。其实两个都不存在了。连一本《论语》都买不到。物质的遗产大半被破坏了。而且我们发现，那时候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特别糟糕。互相害怕，也不敢说话，常常撒谎。除了家庭和朋友的圈子以外，人们之间好像有一种不相信。总的来说气氛比较闷哑，比较不开朗。所以，那时候我们当然会很失望。这种失望对每个人都不一样。有些人发展成对中国的仇恨，好像中国骗了他们，来的时候，有那么一个美丽的幻想……对我来讲，这种经验非常重要，不仅是对中国的经验，对我自己的经验也是非常重要的。我慢慢发现，也不能怪中国，应该怪我自己对世界的态度。

我把那时候在中国的经验写成了一本书，英文书名叫《Inside China outside doors》，意思是，我就在中国之内，不过我在门之外。

记者：1980年代，您回到德国之后，成为第一批介绍中国当代文学的翻译家。您怎么看前段时间顾彬教授对中国作家和中国文坛的评价？

阿克曼：一个，我觉得中国报纸用到顾彬的话，也没完全用对。因为他没说过全部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他说有一些是垃圾，比如卫慧。第二，我跟顾彬很熟，这个人比较激烈，有的时候喜欢极端，有时候就胡说八道。这种说法就属于比较胡说八道的那种。

记者：那您本人对中国当代作家、作品是怎么评价的？

阿克曼：我是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开始对中国当代文学感兴趣，但我并不是对“文学”本身感兴趣，而是对这些作品表达出来的东西感兴趣。比如，我并不认为，“伤痕文学”有很大的文学价值，我是觉得，假如你要了解中国人那个时代内在的精神世界，这些东西还是表达出来了。从文学价值来看，所谓的“伤痕文学”不算是好的文学，所以也不值得翻译。因为这个东西西方人也不懂。有些东西也比较俗气，sentimental(伤感主义)。不过这些作品对中国人比较重要，因为它表达出以前中国人没法表达出来的东西。

记者：您把它们当作时代的文献。

阿克曼：对，时代的文献。文学是了解中国的一个好的办法。当然文学不是史记。不过文学能把一些一般来讲人不愿意谈的事情表达出来。当然，这个情况后来又变化，因为一直有一些德国出版社在问我，你能不能给我推荐一本值得翻译的中国当代文学？开始不太容易，你可以想象，八十年代初，这种文学对西方人的吸引力不会很大，后来偶尔就碰上了张洁的东西。张洁的东西比较有意思，也比较有文学价值，而不仅是代表了社会情况。我想先把她的短篇翻过来，不过出版社一定要我从长篇开始，所以我就决定把她刚刚出版的《沉重的翅膀》翻译过来。不过，当然改掉不少，也删了很多。

记者：哪些内容被删掉或者改掉？

阿克曼：理论性的。她里面好多好多，比如，副部长讲……什么什么，后面一万字就是副部长对改革的论点。她也同意删掉。因为在那个时候，中国还没有好的编辑。我说，说实在话，我做的是你的编辑原来该给你做的。有些地方她就重新写。德文版和中文版有很大的不同，内容上变化不大，主要是语言上和结构上。这本书在德国非常受欢迎，到现在为止，是唯一的、在西方，中国当代文学中的畅销小说。在德国可能是8万到10万册，在中国，这可能不是不是很大的发行量，但是德国人口很少，大概相当于浙江一个省。其他国家都用德文版翻成英文、法文……张洁之后，中国出了一批好作家。

记者：后来您又翻译过谁的作品？

阿克曼：什么都翻译过。不过没有什么长篇。我曾经想把阿城的作品全部翻译成德文，但是失败了。因为，阿城的东西价值主要在语言，我没有一个合适的德文去翻译他。弄了好长时间，我自己太不满意了，就放弃了。阿城有点生气，他本来觉得无所谓，他只是如果作品在德国出版，他可以赚点钱。

中国这一百年来又一种不断的语言实验，从古文到白话，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文学对语言的适应就很重要。比方说，我们学汉学的人特别喜欢巴金，巴金对我们来说特别容易，他完全是欧式的语言，让我们觉得中文也不是特别复杂。一看鲁迅，事情就不一样了。所以，在中国，对语言的实验非常重要。阿城是把古代汉语的精神变成当代汉语的语言，他是用古文的节奏和古文的集中力量去表达当代。这个我非常喜欢。

记者：您用于翻译中国当代文学的时间大概有几年？

阿克曼：从82年开始到86、87年的时候，同时我还做其他事情，靠翻译根本没法生活。那时候我已经在歌德学院工作。83年到85年的时候，歌德学院在同济大学有一个留德预备部，有十几个大学生在里面学习，为赴德留学做准备，这个预备部有两个领导人，一个是德国人，一个是中国人，我就是那个德国领导人。1987年年底再次回到中国，准备创立歌德学院。

86年的时候，王蒙请我参加一个在上海的中国当代文学座谈会，那时候，我的题目是《误解的好处》。我一直觉的误解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当然需要一个创造性的误解，而不是片面的误解。中国介绍吸收西方文学的过程大半都是误解，反过来讲，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大半也是误解。但是这种误解非常重要，因为这种误解可以制造新的东西。

记者：歌德学院是1951年建立的，那个时候德国人民还没有完全克服战争的创伤，为什么要建这个学院？

阿克曼：那时候德国在欧洲的名声不是特别好，比战争的后果更多的是纳粹时代的影响。德国给全欧洲带来这么大的灾难，出了像奥茨维新集中营这种事情，这是我们这一代人不可摆脱的，我们称自己是“奥茨维新后一代”。现在年轻一代就不一样了，对他们来说这是历史，但是对于二战之后出生的我们这代人来说，德国带给别国的苦难是我们自我感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建立歌德学院的一个重要目的是让其他欧洲人明白，除了希特勒的德国，还存在一个歌德、贝多芬、康德的德国。

最初，歌德学院主要在西欧，邻居国家：法国、意大利、丹麦……因为他们受纳粹带来的灾难是最厉害最直接的。在东欧当然没法创立，苏联不允许。在社会主义国家创立的第一个歌德学院是在罗马尼亚，倒不是他们觉得歌德学院有多好，而是因为它当时正在跟老苏闹。然后慢慢扩大到美国，美国是德国重要的合作伙伴、老哥，在美国创立好多，可能有十几个。

到1970年代到1980年代，所有的欧洲人就明白了现在的德国已经不是纳粹时候的德国了，是一个开放、民主、平常的德国。于是我们就把西欧一些比较小的歌德学院关掉了，同时，在亚洲、拉美、非洲创立新的学院。北京分院很晚，大阪歌德学院是在1960年代创立的。

记者：歌德学院的选址原则是什么？

阿克曼：在有的地方，歌德学院的象征意义很明显，比如在阿富汗战争之后，就创立了一个歌德学院。但也有一些歌德学院的建立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两国领导人会谈了，提到加强交流，歌德学院就作为他们送给双方的一个礼物。

记者：2004年，歌德学院在平壤建立了一家分院，这是西方在朝鲜建立的第一个文化中心。做成这件事有多难？歌德学院是怎么做到的？

阿克曼：不是分院，是一个材料中心。

怎么说呢，在16年的时间里，北京分院也是中国唯一的第一个“西方文化机构”，“法国文化中心”是2004年才成立的。中国从原则上不允许搞一个西方文化机构，北京分院等于是邓小平送给科尔的一个礼物。1984年科尔访问中国，在私下场合，向邓小平提出想在中国开设歌德学院。当时，中国正在和欧洲建立紧密的外交关系，邓小平同意了。外交部派小组来跟歌德学院谈办学细节的时候，才发现歌德学院竟然是德国政府官方的文化交流机构。当时的中国文化国际政策比较保守，文化部和外交部都不想挑这个头，推给教育部，几年之内没有进展。后来，科尔又来中国，看到邓小平的时候说，歌德学院北京分院还没有成立，邓小平说：“看看我们的官僚主义多么厉害！”因为这句“最高指示”，1988年，北京分院才正式成立。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特别大的意外，也可以说是突破。希望平壤那个小小的资料中心也起到类似的作用。

记者：现在这个资料中心还没有担当起语言教学、文化交流的任务？

阿克曼：没有。

记者：即便是这样，建这样一个机构是不是也要遇到很大的阻力？

阿克曼：肯定是不能每个人都去，要去这个资料室的人要写申请，这个资料室的资料也要接受平壤的审查，这是毫无疑问的。

我觉得有这一个小小的窗户，就能起作用。当然，你应该看每个国家情况不一样。歌德学院能忍受的东西也有限。比如说在伊朗我们就把歌德学院关掉了。因为没用了，没人能去，去的人每一次被调查。不过三年前又开了，因为即便歌德学院工作受限制，它还是能起一定作用。只要好处比坏处大，就开着。

记者：有一种说法，“歌德学院是孔子学院的老师”。您觉得两个学院有什么不同？

阿克曼：歌德学院跟孔子学院最大的区别是，孔子学院总的来讲是一所语言学校，它90%上的活动就是教中文。

记者：可歌德学院初期也是这个样子的。

阿克曼：歌德学院最初期时候基本上也是语言学校，不过，在五十年代中，这个就变了，我们变成一个真正的文化交流中心，全部活动规模1/3是教语言，1/3是提供关于德国的资料，1/3是文化交流。另外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孔子学院不是一个中国的学院、一般来讲，孔子学院都是大学汉学系的一个小部分，我觉得这个政策是非常聪明的。因为实际上，到现在为止，孔子学院的作用还不算大。柏林大学的歌德学院有三十个学生，活动范围也比较小，但是从媒体印象来说，做得是非常精彩。起码在媒体上起到的作用非常大。实际上我发现，没有一个人具体指导孔子学院是一个什么东西，但大家都知道这个名，都觉得是中国的歌德学院，我不知道这是谁想出来的，我非常佩服这个人。

记者：有人因此质疑孔子学院身份尴尬：不是官方的对外文化机构，不涉及两国的教育主权，因而不受两国政府保护，只是大学之间的合作办学，没有统一的教材、师资和固定校舍。就好比，一个美国人每个月给一个中国人100美元，让这个中国人在家里挂上“五角大楼”的牌子。您怎么看？

阿克曼：当然，大学不能代表官方的对外文化政策，但目前孔子学院主要还是教中文，我看他们的活动内容，大多是教画中国画啊，中国功夫啊，写毛笔字啊，所以我觉得，在短时间内，矛盾不会特别大。不过，我觉得很奇怪的是，除了孔子学院，中国还有一个隶属于文化部的文化交流中心，在巴黎有，很快在柏林也有，不过没有一个人提到它。这个文化交流中心的作用跟歌德学院类似，包括语言教学、提供关于中国的材料，搞各种各样的文化交流。这种文化中心中国很早就有，最初在干布新几内亚、毛里求斯。

记者：最近德国有一家报纸叫《每日新闻》，质疑中国办孔子学院并不单单是为了语言教学，它还担当着对外援助、奥运宣传、为两国企业家牵线搭桥的作用。您怎么看？

阿克曼：这又有什么不对呢，汉办搞这样的活动我一点也不反对，更深刻的是另外一个问题，歌德学院建立的时候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是把文化和政治分开，我们不是一个国家机关，我们是一个独立的民营机构，我们和政府的关系是在合同里写下来的，国家应该给我们钱，但不应该干涉我们的工作内容。这当然跟纳粹时代的经验有关系，那时候文化完全是被政治利用了，我们从中学到的惨重经验是，文化一定要与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

记者：一方面是文化和政治的关系，另一方面是经济和文化的关系。中国人经常说的一句话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我不知道在德国的文化语境里，您怎么看这种说法？

阿克曼：中国的文化商业化非常厉害，我觉得太过分了，对文化不会有很大的好处。那我们刚才谈过中国文学来说，中国文学水平的下降是从90年代开始的，这跟文化商业化有很大关系。我不反对文化的适当商业化，但是把全部文化都商业化了，对文化的发展没有任何好处。

记者：我们会有一种印象，歌德学院是以推广文化名人来推广德语的，是这样的吗？

阿克曼：现在一个中国人学德语，是抱着非常非常实用的目的，当然也有对歌德或者尼采感兴趣的人，不过极少。大部分的人要么想去德国留学，要么在一家德国公司工作，要么他的工作跟德国有什么样的关系，他们对德国的文化名人一般来说并不感兴趣。

记者：仅就中国学员是这样吗，还是普遍情况？

阿克曼：全世界这种现象越来越不普遍。学一门外语是一个比较枯燥的工作，所以有一个短平快的目标很正常——下次我的公司跟德国谈判的时候，我能不能派上用场？我能不能看德国的报纸？偶尔有人对德国的历史文化、德国的大名人感兴趣，比如一个哲学家，他一定要看海德格尔的原文，这已经需要一个非常非常高的语言水平了。

记者：您会觉得这是一种讽刺吗：本来建立歌德学院是为了推介德国的文化，可现在它变成了一个不能说廉价，但至少是很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语言培训机构？

阿克曼：语言就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不得不承认，我们的学生现在想学德文，大半不是对歌德感兴趣，而是对经济、技术对这方面的东西感兴趣。好坏我觉得不重要，可能他们满足了这个需要之后会发现，还有一个歌德的诗或者康德的哲学。我不埋怨我的学生的实用主义态度，我学了好几门外语，我知道怎么艰苦。无论什么目的，多学一门外语对你对世界的理解总有好处。

记者：我看了一份歌德学院的财务报告，说去年歌德学院的收入出现很大下滑，这是歌德学院的政策调整还是来自，比如说英国文化协会、塞万提斯学院、法语联盟、孔子学院这样，类似语言机构的竞争？

阿克曼：我们跟这些机构不怎么竞争，我们合作比较多。这个问题很简单，国家给歌德学院的经费从90年代开始，一年比一年少。任务一年比一年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拼命地通过教德文赚钱，我们的收入在九十年代提高的很厉害，大概提高百分之四五百，不过很快就到头了，没法提高了：就有这么多愿意学德语的人，你就是再怎么努力也不能再……所以就出了这个问题，钱根本不够。去年引起很大的争论，媒体批评政府批评得很厉害，结果今年政府提高了我们的拨款。

记者：“学德语的人只能这么多”，这是一个绝对的数字，还是因为现在，各个国家都在尝试输入自己的语言，竞争更加激烈了？

阿克曼：这要看一个语言有多少实用价值。德国是一个小国家，尽管在经济上是个大国，外国人学德语的吸引力还是有，不过这种吸引力还是以实用价值为主导的。德语也不是时髦语言，不像法语、意大利语。意大利这么小的国家，经济也没法跟德国比，你问很多人为什么学意大利语，他们觉得好玩、好听。德语的名气是哲学家的语言，特别复杂，所以，如果没有实用价值，人家不愿意学。

记者：慕尼黑总部每年在招生人数以及收入方面，对北京分院有什么要求吗？

阿克曼：很具体的要求，我们每一年都约定工作目的，每一个具体的项目都有一个对比的统计表，一边是目的，一边是达到情况。有时候这个目的很具体，比如招了多少学生，挣了多少钱，但对于一个文化项目来说，你用什么衡量一个文化项目效果大不大？效果是什么？是很高兴？是中国人对德国的理解更深刻？这是比较复杂的问题。

今年我们这中国文化交流方面的三个重点工作一个是文化教育和文化培训，中国制造了大量的文化机构，博物馆、剧场、音乐厅，房子都很漂亮，不过有时候人们都不知道里面在搞什么东西，也缺少这方面的人员，我们正在跟美术馆、世纪坛谈博物馆管理与赞助方面的培训。

第二个是大城市发展和文化关系。我们打算在南京等一些省会城市搞“德国周”。为什么不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搞活动？因为这些城市的国际文化交流活动太多了，那么多的“意大利年“、“俄罗斯年”、“中法文化年”……人们的注意力已经疲倦了，实际上每个活动起到的作用非常有限，就像霓虹灯一样一闪而过。实际上中国有很多经济活跃，文化生活也很丰富的城市，比如南京，说实在的，他们提出的一些要求让我们很吃惊，我们去跟他们商量他们希望“德国周”包括怎样的活动，他们提出希望搞一些现代舞培训，介绍德国当代的电子音乐。

我们提出一个概念叫“中层阶级”，它跟“中产阶级”的区别是它不是一个以收入划分的概念。这些人可能并不富裕，但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受传统文化影响比较小，愿意接受新的东西，而且有一定的专业技术职称，比如教师、律师、媒体人、艺术家……他们能够影响别人。在“德国周”的系列活动中，我们会着重与这些人群接触。

第三个叫后西方主义和后西方现代化，我们觉得在中国和其他有自己文化传统的大国，正在发生一种后西方文化，这种文化受西方影响很深，但产生了很多有意思的新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