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几耙犁

    2007年11月27日到12月16日，踩着“话剧百年”的锣鼓点，《大将军寇流兰之悲剧》登陆首都剧场。
    一壁红砖从头到脚覆盖住舞台的背景墙，两个高高的木梯成“人”字形斜搭在墙上。天幕垂下绳索，三五个人奋力攀爬。真人大小、泡沫塑料雕成的天使站在舞台前端，摊开的书遮住他们的脸。马勒第八交响曲第一乐章在剧场盘旋回响。
    一派人造的安详深邃猛然被开场的铃声敲碎，剧务跑上台来扛起天使撤离舞台。身披麻布片、手擎棍棒的演员潮水一般涌上，人头在棍棒的丛林中攒动。“以前富人们老说穷人一张嘴就是大蒜的味道，这次让你们尝尝我们拳头的滋味。”饥饿、揭竿而起，地动山摇，四百年前莎翁笔下的罗马叛乱携风带雨扑面而来。
    摇滚乐队伴奏、年过半百的老演员举着话筒Rap、百余个民工身披麻布衣自己演自己……一如导演林兆华以往的戏，实验精神在“大将军”中随处可见。喧天的鼓声、火舌一样的电吉他声几乎掀掉首都剧场的苏式屋顶。
    喜欢的人说，这是中国话剧舞台上的大片，不喜欢的，在观众留言簿上大光其火：吵死了！你们这是搞什么？

 11月29日，演完《寇流兰大将军之悲剧》的学生公益场已是夜里10点半，濮存昕还在化妆间，某公司来谈“奥运合作”的商业人士已经守在剧场后门。同时等在那的有农业大学的两个学生，她们想请濮存昕去学校开讲座。一行人往外走，被二十五中一群叽叽喳喳的学生拦住去路，一个胆大的女孩子大声喊：“您能跟我们照张相吗？”“您嗓子好点了吗？”“这次我们觉得您跟《白鹿原》完全不同！”话剧百年，濮存昕要演八个戏，全年123场演出。最近一段时间，他在《李白》、《白鹿原》、《万家灯火》、《寇流兰大将军之悲剧》间频繁地穿梭，白天排练几百年前莎翁塑造的大将军，晚上演黄土高原上的土地主。一边拾掇陕西话，一边磕磕绊绊地背《大将军》的台词。演白嘉轩，濮存昕想起他在东北插队时候的老张头，矮，精瘦，解放之前是马帮土匪，抽烟、喝酒、玩女人。有一次濮存昕不小心把一匹发情期的种马放进了母马群。老张头一跃而起上了马背，揪住种马咬它耳朵，硬是让马儿低了头。演大将军，濮存昕想起了苏东坡、屈原、李白、鲁迅、刘志丹、彭德怀，想起任何一个有雄心、有抱负、有生命的渴求，并且付诸于努力的人。看了《寇流兰大将军》，有人说濮存昕在演自己，他和大将军同为公开的愤世嫉俗者。

2007年是圆明园建园300周年。三百年前它是万园之园，一百多年前它惨遭兵匪焚掠，三十年前它是故宫禾黍，如今它陷入尴尬茫然。数十年来，它不断地变得簇新、鲜亮，也不断地变得丑陋、破败。该如何对待圆明园？中国没有答案。

最近，北京大学教授李零把他讲《论语》的讲义结集出版，书名叫《丧家狗》。李零的专业是考古，考古讲究实证和复原，这样的思维被他运用于对《论语》的解读。

《丧家狗》开篇考证了孔子的长相、出身、成分、姓名、家庭、籍贯。说孔子大个子、有一颗圆圆的大脑袋，出身破落贵族家庭，是父母野合而生，三岁丧父，十七岁丧母，在穷街陋巷长大，15岁求学，30岁开馆授徒，50岁通过《周易》，算出自己将当官，仕途不顺，55岁出国游学，除短暂服务于卫、陈两国，哪个国家都不肯用他，60岁的时候，颠沛流离，路过郑国，一个相面的人说他：上半身有圣人气象，下半身像垂头丧气像丧家狗——这是书名《丧家狗》的由来。与时下众多天马行空的“论语心得”不同，《丧家狗》的体例老老实实：原文——字词注释——白话翻译——李零的点评和发挥。

这不是孔子第一次被称作丧家狗。文革期间，巴金先生曾撰文《孔老二罪恶的一生》，“丧家之狗”的典故经由这篇“战斗檄文”广为传颂。

对李零来说，丧家狗这个称呼不含有当年的意识形态色彩，它戏谑而严肃。戏谑之处在于李零想像一个顽童一样戳穿“孔圣人”的神话。严肃之处在于，他以严谨的学术推导让孔夫子还俗。在考证孔夫子的身世经历的同时，李零梳理了空门弟子的传承关系，试图证明：后世道统学家津津乐道的孔门传承关系是人造的“直线传播”，孔子死后，发生了一系列造神运动。而这一切与孔子无关。李零说，“任何怀抱理想，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人，都是丧家狗”。

李零自称“红旗下的蛋”。生于1948年的他跟他的同辈学人有大致相同的经历：黑帮子弟、上山下乡。青春时代的幻灭和底层生活经历，让李零的研究取向兼具庞和专的特点。他研究竹简帛书，数术方技，也研究毒药、巫术、脏话和厕所。他从野学问入手，一点一点向正统和经典包抄。在北大，李零开四大经典阅读课。这四大经典是《老子》、《周易》、《孙子兵法》、《论语》。李零认为，这四本书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侧面，《论语》和《老子》是人文类学术，《孙子兵法》是管理人的学问，数术方技是关于天道、性命、医学的学问，这方面没有经典，只好把《周易》经传拿来读。

思维跳跃是此人的一大特点。两千四百年前孔子的语录，经常激发他对今人今事的联想，古与今的隔阂在刹那间被出其不意地打通，文风朴实粗糙，嬉笑怒骂皆成文章。

4月22日，专为《丧家狗》出版召开的座谈会上，左中右三派学者齐聚北京鲁迅博物馆，大部分学者对李零“先识字，再读书”严谨读《论语》的态度以及他亦庄亦谐，不拘一格的文风表示赞赏，但李零从《论语》中抽取出的“丧家狗”的意象却引发了或激烈或缓和的争议。

大陆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社科院学者陈明认为，《丧家狗》是“作家的文采+训诂学家的眼界+愤青的心态”，将孔子概括成丧家犬就是受文革刺激的愤青心态的表现；《论语》不能成为简单的训诂学的对象，因为人文遗产重在阐述，而非还原。

李零的同事、北大教授刘东认为，中国文化从简单走向辉煌的过程不能用简单的还原主义来解读；孔子不仅仅是丧家狗，孔子有忧也有乐，他既有奔走侯门不得志的一面，也有为韶乐和福云流水悠然自得的一面。

赞同李零观点的北大教授钱理群则认为，任何找不到心灵家园的人都是丧家狗，孔子是，李零是，他自己也是。丧家狗只是一个中性词。而与钱理群一样致力于鲁迅研究的王得厚却不同意钱理群德夫子自道。他说，好为王者师的人才是丧家狗，李零不是，钱理群也不是。

会场上，被七嘴八舌的同侪所环绕的李零时时陷入沉思。4月20日，在万圣书园接受本报记者专访的时候，他曾极力在自己的作品和当下的“论语热”、“孔子热”中划清界限：

“我给大众写书主张通俗化，但是我也反对庸俗化，人民群众也不能惯着，人民群众喜欢的恰恰是那些科学管不了的东西，神神秘秘的东西，测不准的东西，极其实用的东西。我写书是想把人家脑袋给搞清楚了。如果你把他们搞糊涂了，举国若狂地崇拜你，实际上把你也搞糊涂了。”

 

李零在《丧家狗》中努力要做的工作是剥离孔子合《论语》身上的意识形态色彩。但记者翻看采访记录却发现，大部分话题仍然是围绕意识形态展开的。这或许是思想的一个悖论，我们要反对什么东西，通常只能站在它的对面，并且不得不借用它的语汇。

从上海移居台湾之前，傅家信仰天主教已有五代之久。傅佩荣从小跟父母上教堂，对天主教的教义非常熟悉。他成长的1950年代正是国民党在台湾推广三民主义教育孔孟忠心孝悌的时候。儒家篇什被纳入国文科，名曰“文化基本教材”。“国中念念《论语》，高中念念《孟子》，但是不是全念完，都是选一些让你背，都很浅显，让你孝顺，守信用那些。”傅佩荣说。

尽管官方努力“儒化”，西方文化的影响仍势不可挡。大学哲学科的年轻人都愿意学习西方哲学，傅佩荣也不例外，从小的天主教背景，让他觉得他跟西方哲学完全没有隔膜，而中国哲学只是小时候囫囵吞枣背下去的残章断句，“考试的时候会写，并不懂得真正的意思”。

转变发生在傅佩荣在台大念研究所的时候……

4月21日早8：30，北京大学第四届“华夏儒商论坛”。来自全国各地、处于各个年龄梯队的“总”和“裁”们在领诵者的带领下齐声朗读《中庸》。这是他们的晨课。半小时之后，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傅佩荣走上讲台。他要用3个小时串讲一遍《论语》。

这不是傅佩荣第一次带企业界人士读经。

从1998年起，受飞碟电台和几家民间基金会之邀，傅佩荣开始给大众讲孔孟、老庄和易经。在《罗兰小语》、《柏杨话人生》曾经风靡一时的台湾，傅佩荣也赢得了大批听众。父母开车送小孩上学，电台里傅佩荣讲《论语》，小孩到了校门口不肯下车。傅佩荣认为自己的成功之道很简单。

“第一个老百姓希望能听懂，听懂之后他们去对照原文，发现有根据，并且（所有的条目）连起来作为一个系统有道理，看完就可以实践。”凭这三个原则，傅佩荣把大腹便便，脑子里商机无限的儒商们拴在讲台下，极少有人中途退场，间或有笑声。

傅佩荣深谙演讲之道，被演讲技巧稀释过的孔子似乎显得更加自然、亲切。他的演讲从孔子“没有人能了解我呀（莫我知也夫）”喟叹开始，把两千年多年的孔子拉到听众的眼前：他身高1米92，被称为“长人”，这副好身板继承自大力士父亲叔梁纥，鲁郑交战，郑国城门大开诱敌进城，鲁军鱼贯而入的时候悬门突然落下，叔梁纥单手托住玄门让鲁军安全撤离。父亲孔武有力，可他在孔子3岁的时候就去世了。家道中落，孔子在穷街陋巷长大。那时候只有贵族子弟能上大学，孔子没有机会，只好云游各处求学，渐渐成为古代学问的集大成者。所谓“没人能了解我呀”一是因为学问的深厚，二是因为孔子秉承“因材施教”，不同的学生请教同一个问题得到不同的答案。

人们极容易把傅佩荣比附成“台湾的于丹”。事实上，去年和今年，傅佩荣曾两度和《百家讲坛》讨论合作。线装书局、国际文化出版公司等出版机构，已着手把傅佩荣讲古典文化的系列书籍在大陆翻新出版。这些书从书名到开本、装帧都和《于丹<论语>心得》有几分相像。《于丹<论语>心得》的封面上写“《论语》的真谛就是告诉大家，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傅佩荣<论语>心得》的封面上写“古人半部〈论语〉可以治天下，今人半篇〈论语〉可以护一生”。两者似乎都在走“心灵鸡汤”的路数。

在大陆，傅佩荣不时遭到媒体这样的追问：你觉得她（于丹）做得怎么样？她（于丹）怎么能把“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的小人说成小孩呢？每次，傅佩荣都以台湾人特有的机智圆通把问题化解掉：“能引起这么大的注意，本来就是很大的贡献。至于她讲的好不好当然可以讨论。问题是如果让我讲《论语》恐怕照样也会有十个博士出来。学术和媒体不同，要两面兼顾，肯定两面不讨好。这点我同情于丹。至于说改善，谁不需要改善？已经做成的事情，我学孔子，既往不咎。”

4月22日，在学者们为北京大学教授李零的论语心得《丧家狗》召开的座谈会上，因在美国给华侨讲“三国”不能出席讨论会的易中天请《百家讲坛》的编导宣读了一封半文半白的贺信。大意是说，对李零的学问钦佩不已，不能参会，祝会圆满成功。这信没什么信息量，但它或许表明了一种姿态。

 

米歇尔-康-阿克曼一米九几的个子，一张瘦削的长脸，一双手指细长的大手。他的茶杯上印着荷花和中国古典诗词。他说一口流利的汉语。他是新任的歌德学院中国总院和北京分院的院长。每年，他所掌管的歌德北京分院为1100人次以上的学员提供德语培训，同时，这个机构还策划开展各种“野心勃勃”的文化交流活动，诸如培训中国的博物馆、美术馆，影响中国的专业智识阶层。

阿克曼出生于德国巴伐利亚省一个偏僻的村庄。1975年，这位德国的“农村小伙”来到北京，混迹于“工农兵学员”中，成为北京大学“中国当代历史”专业留学生。怀抱着对中国的政治好感和田园诗般的想象，阿克曼却发现通过身边的人了解中国很难，于是他转向中国当代文学，从中寻找人们不愿意以其他方式表达的微妙情感和时代的蛛丝马迹。这段经历使他在1980年代成为德国第一批介绍中国当代文学的翻译家。

在翻译中国文学作品的同时，阿克曼的正式职业是歌德学院的职员，从德语教师做起，后参与创建歌德学院北京分院，直至成为北京分院乃至中国总院的掌门人。

阿克曼对自己的邻居——与歌德学院北京分院同在中关村南大街上的孔子学院颇有关注。一个流行的说法是，孔子学院是中国的歌德学院。1月22日，阿克曼接受本报记者采访，追溯了“老师”的历史，也谈及“老师”对“学生”的看法。

严绍璗：“到底是嫦娥奔月影响了《竹取物语》，还是《竹取物语》影响了嫦娥奔月？”

     “如果你想写好这篇文章，一定要采访严绍璗。他是我们的领袖。我最早就是看他的书摸到学术之门径的。”好几位五十岁上下、在国际汉学领域颇有成果的学者都说。严绍璗是“世界汉学大会2007”约请的一位重量级学者，但他一直没在会上露面。

    电话里，严绍璗语速快、音量高、嗓音热情、坦率，好像舌头底下植着一根弹簧。等到见面，记者才知道，“我们的领袖”是一位67岁的老人。他研究日本文化与日本中国学，得出挑战日本民族文化纯粹性的结论，却让日本人心服口服，是日本天皇唯一“接见”过的一位中国学者。

    话题从“汉学归根结底是一门‘和’的学问”开始。严绍璗的话立刻像一条越过堤坝的大河：

   “要研究国际汉学必须确立一种基本的国际文明史观，即中国文化是世界文明的共同财富，世界各国都可以以他们自己的文化教养为背景，来研究和阐释中国文化，这也是中国文化具有世界性的表现。面对外国人对中国文化的阐释，有些人有一种惯性思维：首先看他说的对我“友好”不“友好”？考察他的理解跟我一样不一样？其实，如果我们是说这是“一”，美国人日本人也说这是“一”，那就没有多大意义了。汉学最有价值和最有意义的地方就在于它展现了世界对于中国文化阐述的不同的智慧，从而进一步提升对于中华文化的理解。” 

鲤鱼洲五七干校的成员成员全是北大、清华的老师。干校的地址是当时中央办公厅一位负责人亲自选的，所以直到今天，北大、清华的老教师们还记得他。最初，江西省推荐的干校地点在九江边上的一所劳改农场里，负责同志看过之后认为，尽管是劳改农场却守着九江有鱼有虾，不利于知识分子改造。江西省又推荐了一个地方，在赣南的茶陵，也是个劳改农场，半山腰，整天日雾气腾腾，交通不便。负责同志还是不满意，烟雾缭绕的，知识分子容易胡思乱想。最后，有人推荐了鲤鱼洲，这是鄱阳湖的一个围堰，是血吸虫病高发区，方圆七十里没有村子。当时给我们提出的口号是：人到江西来，不能增加江西人民的负担——就是禁止我们从当地采购日用品，吃的粮食从北京运，其他生活必需品，包括房子都要自己解决。我们不向江西人民买菜，两个多月，顿顿都是酱油汤下饭。等到我们自己种的菜长出了苗，我们就有菜吃了。

那个地方老鼠很大、很多，白天从我们脚边跑过，晚上我们躺到以后敢明目张胆地从我们脸上身上穿行，我们没办法，就用被单蒙住脸，把全身包严。在鲤鱼洲，我们自己修堤坝，我亲眼看到同事们一个个倒下，大白天，整个堤坝上死一样的寂静。物理系八个年轻老师到鄱阳湖对岸为集体寻找吃食，不幸遇浪翻船，无一生还。图书馆一个叫孔祥胤的老人舍不得吃好不容易分到的鸭蛋，在蛋壳上戳了一个洞，每顿用筷子蘸点，一共吃了两天。当时的气温三十八九度，他不知道鸭蛋已经变质，吃了之后得痢疾。我们没有车，病人送不出去，到晚上才找到一辆拉砖的车来拉他去医院，但是人已经咽了气。

我一边看着这些荒唐事在身边发生，一边读我的日文版毛选。鲤鱼洲干校一共存在了两年半，后来周总理发现了，命令他们停掉。

本来按照设想，是要在那里建清华、北大的分校—— 在金色的草棚中建设第一流的社会主义大学。

一百个汉学家就有一百种汉学。国外汉学４００年，从“传教士汉学”到“中国学”，如今触角所及，举凡中国能源、中国经济、导弹研究……还有专门研究***的

        “在社会文化领域里，我了解你，我就能控制（你）。”这是对“知识就是权力”的一种解读。

图中左起人大副校长冯俊、德国汉学家施寒微的翻译、施寒微、人民大学教授戴逸    

[图片由人民大学新闻中心提供  

汉学这个词，成为一群以汉学的名义聚集在会议圆桌旁的学者之间最大的争议。３月底，国家汉办和中国人民大学联办的“世界汉学大会”上，不少学者抱怨自己走错了地方。这种局面和人大校长纪宝成在开幕式上所说的“汉学归根结底是‘和’的学问”恰成对照。[copyright by www.infzm.com]
    而熟稔此类学术场合的学者认为，美国亚洲会议和欧洲汉学会议同样会出现同类情形，这是“汉学大会”的普遍处境。相比之下，此次大会不过是２００余人之间的分歧——其中国外学者７０余人，国内学者１５０余人。但拟定约请的一批重量级国际学者，如美国历史学会会长史景迁、法兰西学院院士程抱一、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员汪荣祖并没到会。[copyright by www.infzm.com]
    国内第一个国际级汉学会议是１９９４年在海南召开的。那是学者之间的聚会，并未引起太多社会关注。汉学界最近一次声势浩大的亮相是２００４年上海的“世界中国学论坛”。因组织者付给海外学者每人５０００美元的“出场费”，这次“中国学论坛”至今是汉学界的笑谈
    “世界汉学大会２００７”由汉学研究基础相对薄弱的人大主持，引起一批学者的议论。一些国内起步较早的汉学、中国学研究机构则不失时机地在人大的会议资料中加进对它们自己的介绍手册。[
    当学者们出于各种机缘和目的终于坐到一起的时候，他们发现，正像有一百个读者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一样，有一百个汉学家就有一百种汉学。

（“中国的经验告诉我，真理和谎言的区别不能是任意的”——罗多弼 ）

罗多弼１９４７年生人，属猪，今年是他的本命年。因为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的学生，在“世界汉学大会２００７”上，罗多弼是各路媒体争相采访的对象。但很多人不知道，罗多弼跟中国文学最深的渊源其实是他写于１９８０年的博士论文：《１９２８一１９２９年期间中国无产阶级文学的争论》，此后，他的研究领域转向中国思想史。
 

 和许多在“全球左倾”的１９６０年代开始对中国感兴趣的少壮派汉学家一样，那时候中国的一切都能引起这位远在北欧瑞典的年轻人的好奇。在家乡瑞典北方小城市的书店里，多卷本的***著作可以很方便地买到；马悦然上课要讲《左传》，遭到罗多弼和他的同学的一致反对：不如讲《红旗杂志》。[copyright by www.infzm.com]
    同为“１９６０年代制造”的汉学家，罗多弼和他的德国同行顾彬有很大的不同。[copyri
    在“世界汉学大会２００７”的圆桌论坛“汉学视野下的中国文学”上，顾彬重提他几个月前抛出的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批评，这次的言辞更加形象、锋利：“１９４９年之前的中国文学是五粮液，１９４９年之后的中国文学是二锅头”；“中国没有话剧，没有小说”；４９年以前的作家都是翻译家，４９年以后的都不是，一个作家应该用外文的体系来看待自己的母语……[cot by www.infzm.com]
    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激动难捺，针锋相对地指出，因开骂中国文学在中国“暴得大名”的顾彬，以霸道而偏激的全称判断吸引大众媒体的眼球，已越出一个学者应恪守的界限；他为中国作家开出的学习外语的药方则更加不切实际，不通外语的沈从文同样写出让世人惊艳的文字。[co

罗多弼对顾彬的看法不以为意。他认为中国和中国文学有远比顾彬的表述更复杂的现实。话题拉杂展开，自由散漫，然而其中很大一块居然是围绕“红色中国”的。看起来这是我们都绕不开的一个话题。罗多弼的笑容纯真、坦率，像一个坐着麋鹿突然降临的北欧小男孩。[copyright

 

　　（1977年12月18日，“文革”之后第一次高考。长沙一中考点的考生走出考场　　唐大柏／图） 

29年前的3月，31岁的老鬼、30岁的罗中立、何多苓、霍东龄、22岁的刘学红、19岁的杨千走进大学校园。他们是从570万人脱颖而出的幸运儿——在大学之门关闭了12年之后，1977年12月，570万人参加高考，每29个人中有一个如愿以偿。

 考试之前，老鬼们只有两个月的复习时间。恢复高考的消息是在10月间传出的，而此事最早被提上议事日程是在8月间，刚恢复工作的邓小平召集“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 

时间紧，印考卷的纸张和考场都告急。邓小平拍板，暂停《***选集》第五卷的印刷。考场征用了小学教室。华南理工大学77级学生李东生窝在小桌子、小椅子围成的逼仄空间里，笔走龙蛇地写完了他的高考作文《大治之年气象新》。

 

从走进考场起，他们就是追赶时间的一群。1970年代忙着上学，1980年代忙着出国、下海，1990年代忙着晋级、当总裁、办展览、发表著作……2006年岁末，他们聚会在一起，让时间沉淀下来。在中国教育电视台《春天里的七次聚会》的演播间里，7所大学的82届毕业生回忆大学往事，原定两个小时的录制时间经常被拉伸至四五个小时。

 

在今人的怀旧情绪中，1980年代常被形容成一个冲破禁锢、百废待兴的黄金时代，与“浪漫主义”、“理想主义”等向上飞扬的字眼联系在一起。然而细碎而真实的个人叙述呈现出来的却是另外一幅图景，更有重量、更具附着力。

 

秦继杰发来的短信说，他办的智泉学校在昌平区北七家镇东三旗村村南路口往东300米，与天通北苑只隔一块空地。天通苑是北京最大的经济适用房居住区之一，鳞次栉比的塔楼一栋挨着一栋，有这个庞大的参照系，找到智泉学校应该不难。但事实上，这个小学校的位置在出租司机、公交车司机、以及来往路人熟悉的地图之外。即便记者在东三旗村南的路上问几个居民，他们也只是用手囫囵地划拉一个圈，指着左右被废品回收站簇拥的街道说，这一带有好几个学校，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一个。

 

智泉学校在一条巷子里，巷口摊着生活垃圾。低矮而簇新、被漆成蓝白二色的校舍让人想起建筑工地的工棚。远处高大的塔楼好像就在咫尺之外。刚下过春雪，操场上一片泥泞。食堂刷着墨汁的山墙上写着今日菜谱。一个脸蛋红扑扑、长着“萝卜丝（皮肤皲裂）”的小男孩跑来，用一口河南话向秦继杰汇报：食堂给的菜太少，我得吃这个才饱，他一边说一边晃着一包干脆面。北京正闹“倒春寒”，寒假停暖把暖气冻坏了，开学前一天抢修到凌晨五点，没修好。冷教室一排排红扑扑的小脸。

 

尽管看上去很简陋，“智泉”其实是施占地二十亩，涵盖幼儿园到高中，拥有一千二百名在校生和两部校车的“大学校”。秦继杰是这所学校的校长。

 

这几天，这所小学校起了不小的波澜。表现打工子弟学校学生生活的诗朗诵《心里话》在今年春晚上亮相，并被评为最受观众喜爱的春晚节目三等奖。这首诗最早是智泉学校的校小学生读出去的，并且是他们的校长创作的初稿。但春晚压根就没提智泉和秦继杰的名。

       

79岁的费葆龄每天的功课是就着几碟广告颜料，在灯下画风筝。小屋的光线很暗，即便在白天也得开着灯。院子小，盖了一个小厨房就剩下一条过道了。北风一吹，挂在墙上的铝大盆，“呱嗒呱嗒”地敲击起砂岩墙面，让人想起风拨动风筝弦的声音或者古驿道上的骆驼铃。

    老伴不时地给费老爷子的紫砂茶壶里添水，或者掰一小块无糖的“萨其玛”塞进他嘴里。她偏过头小声跟记者说：“他跟小燕儿一样。”

“燕儿”是79岁的费葆龄玩了一辈子的游戏。他的燕儿不长羽毛。竹篾的骨架，高丽纸的血肉，五彩的颜料把它们描摹得雍容典雅，眉目传情，他的燕叫“扎燕”。“ 你别看他现在这样，他放起风筝来，带劲儿着呢。腕子一旋，手指头把线抖几抖，风筝就上了天。”老伴指着老头儿说。 

曹氏风筝开枝散叶 

时光退回到70年前的北京。每当大街小巷传来绵远悠长的叫卖声“菱角米来呦——”，在屋里“猫”了一冬的孩子们就乐了。他们知道，喝完香甜的腊八粥，他们盼了一年的风筝就飞来了……

 

大红的枣子做成如意或者佛手形状的山东枣糕，当然还有妈妈、婶婶、姑姑一齐动手蒸出来的像桌子一样大的客家年糕。

身在台湾桃园县一个小小的村子，却什么年糕都吃得到，是黄永松童年的一大乐事，这让他很早就明白，什么叫“知味有乡亲”。当时他不知道，在他两岁以前，蒸年糕，吃年糕都是偷偷进行的，占领台湾的日本人早就取缔了春节。而且他那时候吃到的年糕也不是甜的，因为物质匮乏，买不到糖。

另外一个与年有关的记忆是叔叔。他被抽调到南洋去打仗，有一天家里接到通知说他已经阵亡，奶奶哭得死去活来。可是在1945年的春节即将到来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全家人听到屋外的竹林里不断传来低低的叫声：“阿姆”，“阿姆”。家人很害怕，以为是鬼魂。大着胆子打开门，站在灯笼摇曳的亮光里的却是衣衫褴褛的叔叔。

台湾光复以后，躲在各家各户灯影里的春节，突然出现在街头巷尾，在童年黄永松面前来了个大亮相：

“国民党到了台湾之后，为了亲和民众，懂得用民俗的东西。我家附近有个部队营区，到了春节，军人全部化妆、打扮，变成一个游艺队伍，舞龙舞狮，还有水族，大蚌壳。他们人多有财力，龙做得特别长，特别漂亮，突然蚌壳张开，一个人在里面扮作蚌壳精，仔细看，这是鹬蚌相争的故事。然后还有跑旱船——就是一个人身上绑一个纸糊的船，又唱又念。我小时候最爱这个。那个时候军队来自各个省份，他们大概有组织，你表演你家乡的，我表演我家乡的，串联成一个有各地风味的游艺队伍，把我们乡下搞得很热闹。”

国民党南迁的时候，把35“省”一起“迁”过去，每个“省”都有自己的生活区，各个生活区既独立又可以互相交流。黄永松的国语老师是北京人，理化老师是江西人，数学老师是东北人。班上的同学也是南腔北调。

“我哪里的方言都听过，哪里的饭都吃过。我刚到大陆的时候，我的‘地陪’都很惊讶：‘老黄，为什么你每到一个地方都很适应？’我怎么不适应？我早就受过训练。”

28岁以后，黄永松成为一个在乡野大地上奔走，收集整理民间工艺的出版人。他办的《汉声》杂志最初以台湾为根据地，1988年转战大陆，米食、面食、风筝、泥塑、摩梭人的阿注婚、淮阳人的祖庙祭、北方农家土炕、陕北的剪纸，贵州的蜡花、五台山的罗马大会……所有你能想到、想不到的题目都曾是《汉声》杂志一期精美的专辑。发行量最大的时候，这本杂志每期行销三十几个国家，销售量十几万份。瑞典汉学家高本汉所在的哥德堡大学曾把《汉声》作为展品展览了两年。

在走南闯北的日子里，黄永松很快就发现，各地的年俗一点也不像方言那样差异巨大。祭祖、吃年糕、拜年、拜年时说的吉祥话都差不多，每家每户最重要的那个神，一定是灶神。福建围楼在打地基的时候就请风水师根据主人生辰八字定灶，所谓“一灶一兴盛，家和万事兴”。

“因为我们共用一个农历表，它像一个圆圈。从年头到年尾，到了冬至阳光最短，但你开始有了一个新的希望。到了夏至，你最得意的时候，你要小心，时光在一寸寸缩短——这就是中国人的阴阳哲学，它是运转的，不是拉扯的。”黄永松说，“我们的信仰很亲切。我们每天都要跟灶打交道，我们就派他来跟上天联系，做我们的管家。我们这个民族泛灵崇拜。山有山神，水有水神，土有土地公。我妈妈祭灶也祭床——把床母娘娘照顾得好，孩子睡觉不吵，长得好。每当我跟国外人士谈中国人的信仰，我就从这谈起。他们都非常感动，认为这些神都是生态保育的神。”